再从思想观念方面的阻力来看。美国在工业化起步时城市化进程缓慢，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只是凤毛麟角。1810年，美国城市人口总和仅占全国人口的7.3%（注：兰斯·戴维斯等：《美国经济史》（L.Davis,J.Hughes,D.Mcdougall,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 伊利诺伊1969年版，第268页。）。此后，城市数目从1820年的61座增加到 1830年的90座（注：埃里克·兰帕德：《城市化》（E. Lampard,Urbanization）， 载格伦·波特编：《美国经济史百科全书》（G.Porter,ed.,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第3卷，纽约1980年版，第1038页。），而且大部分并非工业城市。形成如此局面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思想观念问题。反对发展工业城市的观点在社会上颇具影响，其代表人物正是第3任总统杰斐逊。他长期出使欧洲， 对英国工业化初期的城市印象不佳，于是提出，只有以土地为依托的人才具有纯洁而高尚的品德；工人流动性强，传播不满情绪，是社会不安定因素；美国应建成一个以农业为本的民主共和国，把工厂留在欧洲。他把城市定性为贫困、落后和犯罪的是非之地；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和滋生腐败的土壤。其实，这类观点在工业化初期也不足为怪。因为工业革命是生产力发展所使然，人们对新生事物的认识必然需要一个过程。如若将美国与法国相比，后者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法国工业革命发生时，全国人口的75%为小土地所有者，他们眷恋土地，固守旧的生产方式，思想保守，长期对工厂制和农业机械化持怀疑态度。更严重的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统治者还把这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民队伍看作是“一种社会稳定的保障”（注：格伦·波特编：《美国经济史百科全书》第3卷，第120页。），致使法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和城市化进程始终相当迟缓。不难看出，杰斐逊的担心与法国的统治者不谋而合。这种情况或许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之初，颇具典型性。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同样的思想观念在美国存在的时间比法国短得多，危害也小得多。法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才得以转变，美国则在内战前就已打破了这种观念，两国相差一个多世纪。究其原因，取决于美国独特的国情。这一点，可以从决策者和民众的观点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决策者的观念。工业化初期，尽管杰斐逊的思想阻力很大，但是在事实面前他能及时革故鼎新。当时，美国的海外贸易一再受挫于欧洲大国，而市场上却充斥着英国的工业产品，美国面临再次沦为殖民地的威胁。当杰斐逊被迫对欧洲大国采取“禁运”对策后，美国以暂时的损失为代价换取了长远利益。杰斐逊痛苦地承认说：“我们的禁运产生了一个值得庆幸的持久的效果，它使我们开始从事国内的各种制造业，……以后我们对英国的需求则可以实足缩减一半。”（注：菲利普·方纳编：《杰斐逊文选》，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6页。）财政部长加勒廷说得更为具体，“以前从英国进口的货物开始在美国生产，纺织、制帽、造纸、活字印刷、火药、冶铁等工业开始起步。”（注：吉尔贝·希纳尔：《杰斐逊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第415页。）领导层观念的变化，对于确保美国沿着工业化道路发展下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领导层的观念方面，必须强调一点，建国之初，以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为首的一派始终坚持工业化道路的方针，虽然曾经遭到杰斐逊一派的强烈反对，但其影响已广泛渗入到美国人的观念之中。杰斐逊本人建国思想的转变，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吸取了汉密尔顿的主张。罗荣渠教授曾评价说，杰斐逊“敢于放弃过时的观点，把政敌的观点化为自己的观点，把美国从险些失误的道路上拉回来。……美国如果丧失了时代机遇，她的未来将是怎样一种前景？”（注：罗荣渠为《美国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张少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所作的“序”，第3页。）所幸的是， 从联邦政府成立到第二次反英战争胜利，这场关于建国道路的斗争仅仅持续了20多年，美国便毅然迈上了工业化的大道。与法国执政者长期对小农经济的眷恋之情相比，美国统治者显然更识时务，故而思想意识方面所产生的副作用比较小，广大农民的历史性变革进行得也就比较顺利。
    （二）民众的观念。美国是一个以欧洲移民为主体的新国家，人们远涉重洋来到新大陆，力求摆脱母国的封建统治和宗教束缚。自建国前英国加强对北美殖民地的控制开始，北美人民便集会、结社，探求新的生活道路。“天赋人权”和“人民主权”思想在民众中产生了深刻影响。前者强调自然权利，人人生而平等；后者针对专制独裁，倡导人民自治。在确立和传播这些思想方面，杰斐逊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所以，美国人具有崇尚自由平等的传统，思想观念比较开放，容易接受新事物。
    “流动”是美国社会的一大特点。首先，移民来美本身就是一场过洋跨洲的大迁移。在科技落后的时代，进行这种冒险行动生死难卜，然而却锻炼了移民坚忍不拔的意志，为后来开发西部奠定了思想基础。他们来美后的艰苦创业又锤炼了人们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的性格。其次，流动是美国人赖以生存的有效方式。边疆不断向西扩展，机会和变化相伴，人们不可能固步自封，因循守旧，更何况移民四海为家，在新大陆又无祖传家产可恋，因而迁动时也少有后顾之忧。美国的特点与欧洲国家形成鲜明对照。法国由于小农经济长期存在，人口流动性很差，定居性很强。在几个世纪中农村人口的地理分布基本不变，农民很难摆脱土地的束缚。加之在法国工业化前期，大批手工作坊长期存在，吸引农民固守乡土。分散经营的纺织、制革、木材加工、铁器制造遍布农村，严重影响了工厂制的发展，更谈不上农业人口大规模的转移（注：参见王章辉，黄柯可主编：《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第134、106页。）。由此可见，美国人的“流动”观念和开放意识，为农业劳动力的转化减少了许多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