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外来移民不断形成新农民，使美国农业劳动力转化的过程较短
    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方式一般为波浪式运动，一波一波向前推进，即指农民先向附近城市迁移，他们留下的空缺再由更远的农民填补进来，一步步、一批批向城市逼近。以英国农民向普雷斯顿迁移的情况为例，1851年时，该市新迁入的人口有40%来自10英里以内地区，70%以上不超过方圆30英里（注：参见王章辉、黄柯可主编：《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第24页。）。同样，美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也是从近距离开始，逐渐由近及远，由少变多。然而，“波浪式移民”在美国还有一层独特的含义，那就是，它始终没有一个固定的农民队伍，作为向城市转移的后备军。农民本身正是由“波浪式”推进而形成的。美国在18世纪末人口只有390多万，到19世纪前10年增加到720万（注：理查德·莫里斯主编：《美国历史百科全书》（Richard Morris, ed.,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History），纽约1982年版，第648页。），其速度很快。虽然其中80%以上为农民，但其基数与欧洲大国相比，则相差甚远。法国在1826年的总人口为3200万，其中农村人口占2200万。德国在19世纪初全国人口为2000万，农民就占1700万，到19世纪中期，总人口上升为3550万，其中还有70%左右为农民。这些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已经储备了几千万农民，可以作为转入城市的强大后备力量。美国却望尘莫及，直到1850年，全国人口才达到2300万（注：王章辉、孙娴主编：《工业社会的勃兴》，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1页。）， 其中约有84%为农民，大约1800万人，仅仅相当于德、法在19世纪初的农业人数。可是，美国的领土在19世纪中期却大大超过了整个欧洲，如此少量的农民面对广阔地域上蓬勃兴起的工业，实为杯水车薪，致使工业劳动力严重匮乏。
    因此，美国人口的重要来源，除了自然增长外，主要靠外来移民。在整个19世纪，美国人口从530万增加到7599万（注：王章辉、 孙娴主编：《工业社会的勃兴》，第649页。），增加速度超过英、德、 法等欧洲大国。自19世纪二三十年代英、法两国的人口出生率开始下降，到世纪末法国降到20‰左右。美国的人口出生率在1860年后也有所下降，但到世纪末还保持在30‰（注：王章辉、孙娴主编：《工业社会的勃兴》，第231、233页。），超过英、法等国，与德国差不多，属于比较高的一类。可见，美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
    外来移民是美国人口增长的重要源泉，也是农民队伍不断形成又不断转化的源泉。据统计，在1820／1830年至1850／1860年间，美国总人口每10年的增长率从33.5%上升到34.6%，但每10年的自然增长率却在下降，同期由31.9‰降至24.4‰（注：格拉斯、埃弗斯利编：《历史上的人口》（D.Glass & D.Evesley,eds.,Population in History），伦敦1968年版，第241页。），可见， 总人口的增长部分由新的外国移民所致。在1820年以后的100年间，外来移民的数量逐年上升。其中， 内战后又多于内战前，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达到最高峰。1820-1860年，入境移民总数为500万，1860-1890年增加到1000万以上， 而 1890 年至1930年，移民总数竟增至 2200 万（注：琼斯：《移民》（ M.Jones,Immigration），载格伦·波特编：《美国经济史百科全书》第3 卷，第1070页。）。其中有几个年份尤其突出，1905-1907年每年在100 万到128万之间，1913年和1914年各为120万（注：美国统计局：《历史统计：殖民地时期到1970年》（U.S.Bureau of the Census,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Colonial Times to 1970）， 华盛顿1975年版，第106-107页。），均为历史最高峰。与此同时，移民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自然也水涨船高。1830-1840年占14.3%，1840-1850年占27.9%，下一个10年则提高到占31.5%（注：王章辉、孙娴主编：《工业社会的勃兴》，第667页。）。直到19世纪末， 美国总人口已达近8000万，且自然增长率仍高于欧洲时，即1880-1890年移民在全国人口中的比率还占20.1%（注：托伊伯：《变化着的美国人口》（C.Taueber and I.Taueber,The Changing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纽约1958年版，第294页。）。
    移民在美国的迁移动向恰似一个移动的链条，不断向西推进。东北部和中北部经济发达，又有不同民族的聚集区，易于谋生，因此，成为新来者首先落脚的地方。他们待拥有一些资金和条件后，便向西迁移，购买和租种土地，成为新的农民。也有人到西部兴办企业，投资第二、三产业。这样，向西流动的农民留下的空缺自然又由后来的移民填补。因为，开发过的地区毕竟比处女地更有利于新移民。所以，向西迁移的历程正是美国农民不断形成又不断分化和转移的过程。农民队伍形成的速度快，流动的速度也快，他们向非农产业转化的过程比较短。由此，弥补了农业后备军不足的困难。人们向西进军的历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内战前先移到密西西比河以东地区；战后则越过大河，向落基山脉直到太平洋沿岸进军。据统计，从1870年到1900年，由东部向密西西比河以西流动的人口每10年为300万左右，共计1365 万（注：理查德·莫里斯主编：《美国历史百科全书》，第650页。）。1910 年达历史最高记录，一年之间迁移了459万人，10年后，到1920年还维持在418万人（注：理查德·莫里斯主编：《美国历史百科全书》，第650页。）， 以后开始逐年递减。
    农业人口的形成和转移呈现出波浪式的特点，是美国与欧洲古老国家的明显区别。其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广阔的西部产生的巨大“引力”，各种发展机会对人们的强烈诱惑。
    西部城市形成所走过的道路与东部有别，更不同于英、法、德等国家。在欧洲，工业化一般是在原有城镇基础上，改变其性质和功能而发展起来的。美国东部城市和欧洲的道路基本相似，其属性也是由手工业、商业和航运业为主逐渐转向工业和服务业，经历了深刻的产业变革和艰苦的旧城改造，才适应了工业化的需要。可是，美国西部原是荒漠的旷野，既无乡村更无城镇可言，随着西进运动和工业化的步伐，才由居民点、矿区和铁路货场和小站迅速成长起一批城市，他们不是像东部城市以轻工业起家，而是建立在重工业和修建铁路的基础之上。工矿业的兴起刺激了交通、建筑、粮食和食品加工等诸多行业的发展，为西迁的人们提供了充足的就业机会。美国内战前全国城市只有几十座，战后工业化进入全面高涨时期，到1870年城市数量已跃为663座，1900 年再上升为1737座，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39.6%（注：美国统计局：《历史统计：1789 -1945 年》（U.S.Bureau oftheCensus,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1789-1945），华盛顿1949年版，第29页。）。19世纪中期，在全国城市占有面积名列前茅的都是东部城市。而到1890年，10座面积最大的城市，西部占据 4座，南部1座，东部5座。再到1910年，在前10名中，西部占据 6座，南部仍有1座，可是东部只剩下3座（注：埃里克·兰帕德：《城市化》，载格伦·波特主编：《美国经济史百科全书》第3卷，第1031页表格。）。 西部城市的快速发展使其对劳动力的需求显得更为迫切。
    然而，西部工业和城市的“拉力”如果没有农村产生的“推力”配合，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也将无济于事。法国工业革命起步后，农村小农经济长期存在，而且相当繁荣，加之遍布农村的非农行业使农民谋生可以就地解决，因此，农村不但没有产生“推力”，反而对城市的“拉力”起到抵消作用，使得法国在一个世纪里农业人口的状况几乎依然如故。
    美国农村的“推力”比较明显。首先，由于农民中的很大一部分由移民构成，他们来美的目的正是为改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所以，普遍存在着求“变”、好“动”的要求，他们会抓住每一个改变自我的机遇，甚至甘冒风险。而且，就发展前途而言，移民来美后几乎站在一条起跑线上，只有奋斗、竞争，才能出人头地。
    其次，工业化带动了农业机械化，使农业生产率不断上升。以每位农业劳动者所能供养的人数为例：1820年为4.1人，1900年上升为7人，到1920年达到8.3人，比100年前提高了1倍。1950年又比1920年增加1倍，达到15.5人，再到1964年，一个农民则能养活33人（注：沃尔特·威尔科克斯：《美国农业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24页； 乔治·惠勒：《美国农业的发展和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版，第57页。）。值得注意的是，这3次翻番所用的时间越来越短， 第一次花去一个世纪，第二次用了30年，第三次仅仅经过13年。而且，从1964年到1970年，一个农民所供养的人数又提高到47人。农业劳动生产力快速提高所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释放出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成为城市第二、三产业劳动力的来源。
    再次，农业的“推力”还取决于农民收入低于城市居民的状况。其实，这是一个普遍规律，并非美国所独有。但是，与众不同的是，美国南部落后的农业是长期存在的奴隶制造成的后果。美国建国后，两种经济制度并存竟长达80多年。南方存在的是“赤裸裸的奴隶制”，而不是“欧洲的隐蔽的雇佣工人奴隶制”（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8页。）。 美国的“直接奴隶制是资产阶级工业的基础。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现代工业就不可设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5页。）。而欧洲首先进行工业革命的英国，其“最重要工业部门的基础是美洲联邦的南部诸州所存在的奴隶制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04页。）。南部的种植园经济为英国和美国本身的工业化起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原料，但却在南部农村留下了极度的贫困。被30万奴隶主统治的400 万黑人奴隶从未进行过自由流动，无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因此，当他们在内战中获得解放后，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便掀起了大规模的迁移。当时，南北方的人均收入可谓天壤之别。东北部工业发达地区年平均收入为1353美元， 而南方只有376美元。南方的人均财富只相当于北方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等州人均财富的27%（注：丹尼尔·约翰逊和雷克斯·坎贝尔：《美国黑人的迁移》（D.Johnson,R.Campbell,Black Migration in America），北卡罗来纳1981年版，第62页。）。所以，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上的白人种族主义迫使黑人大批出走，一部分农民只做异地流动，不改变农民身份；一部分转入南方城市；大部分黑人则涌入北部和西部的工业城市，转移到第二、三产业。仅在1916-1917年，进入北方城市的南方黑人就达35万之多，他们主要来自黑人集中的亚拉巴马、密西西比和佐治亚等州。到20年代，全国城市中的黑人增长46%，而白人只增长24%（注：丹尼尔·约翰逊和雷克斯·坎贝尔：《美国黑人的迁移》，第74、77页。）。这时期，美国工业已在世界位居榜首，而且基本实现了城市化，可是农民收入仍旧落后于其他职业。以1928年农业部的抽样调查为例，农业人口的平均年收入为273美元，而全国的平均收入则为750美元（注：吉尔伯特·菲特：《美国经济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5 页。）。农民转移的“推力”仍在起作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农业已高度现代化时，农业人口的收入还低于非农业人口的收入。1960-1963年，农业人口人均收入（扣除所得税）相当于非农业人口人均收入水平的60%，1967-1970年，上升为75%（注：威尔科克斯等：《美国农业经济学》，第360页。）。1970年以后， 农业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已经很小，收入差别作为一种“推力”的历史使命才算基本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