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发展时期：14世纪至15世纪中叶。从腓力四世（1285-1314年）开始，法国进入等级君主制时期，王室的权威和影响范围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扩大，百合花的地位亦随之提高。首先，百合花由国王个人的象征物演变为家族性徽章。从腓力四世统治中期开始，不论是王室直系，还是王室支系，凡是具有法兰西王室血统的所有成员均须佩戴百合花徽章（王室公主亦可佩戴百合，但却不能将之传给自己的子女（注：由此可以引申出女子不得继承王位这一基本原则。关于这一问题，可参见陈文海《〈撒利克法典〉在法国中世纪后期的复兴和演化》，《历史研究》1998年6期。））；这一原则的施行具有双重效用，一方面，它使得百合花成为一个特殊群体的“出身权”的标志（即“佩戴百合徽章＝具有王室血统”），另一方面，它也使得百合花成为“归顺”、“服从”的标志（不论是直系成员还是旁系成员，也不论是身处巴黎还是远居外省，只要佩戴百合花徽章，就表明他有义务接受法兰西国王的最高领导），这对于加强王室家族的凝聚力应当说不无作用（注：参见R.Chabanne,Le Régime juridique des armoires,Lyon,1954,p.297。）；为了使徽章规范化，1376年，查理五世（1364-1380年）更明确颁令，规定饰有三朵百合的盾形徽章（百合为金黄色，徽章的衬底为天蓝色）为法兰西王室徽章，王室的象征符号由此变得更为鲜明。其次，百合花图案的流传范围更趋广泛。14世纪时，度量衡器具、王室建筑、珠宝、布匹以及许多教俗团体的徽章上，均出现了百合花的图案；由此可以看出，百合花已经成为法国王室对全国施行统治的普遍性标志，王权的触角已经遍及各个领域，大有“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意味。
    完善时期：15世纪中叶以后。百年战争结束以后，法国的政体逐渐由等级君主制向绝对君主制过渡，王权的神圣色彩愈益浓重，国王与王室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亦因此变得更为森严。在此情形下，国王与王室其他成员佩戴同样的三朵型百合徽章显然已不合时宜。因此，在查理八世（1483-1498年）时，法国王室明确规定：作为法国王室的标志，三朵型百合徽章居于至尚的地位；在一国之中，只有国王一人享有与之相仿的尊威，因此也只有国王才能有资格佩戴三朵型百合徽章，而王室普通成员只能佩戴饰有两朵或一朵百合花的徽章图案。因此，从15世纪晚期开始，饰有三朵金黄色百合花的天蓝色徽章成为法兰西国王的专有标志，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18世纪末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19世纪上半叶的“复辟王朝”时期，三朵型百合一度死灰复燃）（注：参见R.Mathieu,Le Système héraldique francais,Paris,1946,pp.1-11。）。
    如果说法国王室百合徽章的出现时间和演变轨迹尚属有稽可循的话，这一象征符号的渊源问题则显得扑朔迷离，不同时期的不同学者赋之以殊然不同的答案。早在绝对君主制时期，即已有人对王室百合进行追本溯源。17-18世纪时，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王室百合图案是由古代兵器（长矛、梭标或战斧）演变而来的；1653年，在法兰克人早期首领希尔德里克一世（约457-481年，克洛维之父）的墓穴中出土了蜜蜂状的宝石饰物，于是又有人断称，宝石饰物上的图案最终转化为王室百合。19-20世纪时，有关王室百合起源问题的解释依旧色彩斑斓。有人认为百合花图案源于古代罗马神话中海神尼普顿（Neptune）的武器三叉戟；有人认为它是古代罗马“束棒”的衍生物；另有一些人则认为其源头是古代亚述、克里特或埃及的某种形象；还有人从抽象的词源学角度对之进行考释，认为“百合花（fleur-de-lys）”的本意是“充盈的光芒”，而后者恰恰又是“圣灵”的另一称谓，因此“百合花”意即“圣灵”（注：详见F.Oppenheimer,Frankish Themes and Problems,London,1952,pp.171-235。）。
    从上述可见，对法兰西王室百合起源问题的各种解释大都具有求古求远的倾向，它们或将之置于悠久的上古时代，或将之置于遥远的异国他乡；其探索精神固然可贵，但其具体的诠释却难以自圆其说，它们基本上只是根据某些表象而作的主观上的推理或猜测；这些解释既没有（或许根本不可能）为我们提供其“象征原型”向王室百合转化的演变图，也无法圆满说明由“原型”脱胎而来的王室百合在中世纪法国所具有的象征内涵。至于说从词源学角度将百合花等同于“圣灵”的解释也同样不能令人信服，近年来已有学者对之提出质疑和批判（注：ColleteBeaune,The Birth of an Ideology,pp.203-204.）。笔者认为，要想准确理解法兰西王室百合的起源问题，比较稳妥可靠的途径是将之放在中世纪法国特有的精神文化氛围中进行考察，而没有必要在上古与中世纪之间作某些勉为其难的牵线搭桥（当然不是一概排除中世纪对上古的继承）。从有关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中世纪的法国，象征主义充斥着每一个领域，而每一种象征几乎均是孕育于神学摇篮之中；中世纪的法兰西人又自称是世界上最为虔信基督教的民族，而且，法国国王也被视为最为虔诚的基督徒君主（注：参见约翰·赫伊津哈《中世纪的衰落》第12-15章；陈文海：《民族形象·民族空间·民族情感--中世纪中后期法兰西民族观念形成轨迹探析》，《世界民族》1998年4期。）；由此可以推断，既然法兰西民族和法兰西国王享有“最信基督”的君主之誉，那么，王室的标志（当时也是国家的标志）与基督教神学应当不无关联。如果沿着这一思路去分析王室百合的起源，问题或许可以迎刃而解，王室百合的象征内涵也将不再令人难以捉摸。
    二王室百合的神学溯源
    从源流角度来说，在基督教神学体系中，百合花形象起初并无什么神秘色彩，但经过教会神学家经年累世的演绎与修正，百合花逐渐失去其原有的朴素性特征，并由此进入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蜕变历程，它首先成为耶稣基督的象征，继之又变为圣母玛丽亚的标志；而自中世纪中期起，法国王室对圣母的尊崇日益浓烈（随处可见的圣母院或圣母教堂是其最为直接的表征），在此背景下，圣母及其百合花标志也就自然而然地与法国王室产生了难以割舍的联系。关于这一转变过程，我们可以结合有关材料对之做一具体剖析。
    第一，《圣经》中有关百合花的描述。在古代世界，百合花是一种较为常见的花卉；从自然属性来说，它具有生长繁盛、色泽鲜艳和芳香沁人的特点。基督教经典《圣经》对此多有述及，如“我是沙仑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没药汁”；“你的腰如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我必像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等等（注：经文依据中国基督教协会翻译出版的《圣经》（南京，1996年）：《雅歌》第2章，1、2、16；第4章，5；第5章，13；第7章，2。《何西阿书》第14章，5。《路加福音》第12章，27。）。由此可以看出，在《圣经》里，百合花既无神秘面纱，也无神圣色彩，它只是作为自然界中的一种自然物而被常常用来喻拟美好的事物或美妙的意境（如女子的美貌、少女的乳峰、女子的腰肢以及美男子的仪容等等），这便是百合花在基督教神学体系中的本来面目。
    第二，百合花神圣化的第一次变奏。既然《圣经》中将百合花视为“美好”和“美妙”的代名词，这就为善于附会的中世纪神学家提供了演绎的空间。从公元4世纪起，教父们开始赋予百合花以神学象征意义，并将之与灵魂的美丽联系起来，进而成为耶稣基督的象征。圣安布鲁斯（Saint Ambrose,340-395年）认为，基督是“山谷中的百合，是贞女的王冠”。在伪麦里托（Pseudo-Melito，生卒时间不详）看来，百合花既是救世主耶稣，又是那些浸透着天堂光芒的圣徒。生活于8世纪的本笃派僧侣、副主祭保罗（Paul the Deacon）亦将耶稣基督视为一株百合，花的外表呈白色，象征着基督的纯洁无瑕；其内部则为金黄色，这是基督权力的标志；他认为，百合花芳香甜美，其花茎曲直有序，优雅别致地向世人指明通往天国上帝的路径；而且，百合花具有与众不同之处，它鹤立于丛生的荆棘之中，其醒目的地位让人们的视线无法回避（注：Collete Beaune,The Birth of an Ideology,p.205.）。在基督教神学家们的笔下，百合花的形象已远远超越了《圣经》赋予它们的原始特征，其自然属性已经沦为其神秘性的一个底衬。到10世纪时，百合花已经成为某些特定价值观念（如信仰、公正、纯洁等）的象征，而这些价值观念则是通往“天堂至福”的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