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合花神圣化的第二次变奏。11-12世纪，百合花的神学象征开始由基督转向圣母玛丽亚，圣母在法兰西基督教神学体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在此我们有必要追溯一下圣母的“发迹”历程。在中世纪早期，玛丽亚并无特别显赫之处，尽管她由圣灵感孕而生耶稣，但她依旧是木匠约瑟（Joseph）之妻，一位没有神性的凡人妇女。从8-9世纪起，玛丽亚的地位趋于上升，她开始以尘世教会的“预兆”之形象而出现在基督徒面前（即有了玛丽亚，才有了教会），同时，玛丽亚的尊号亦不断涌现，如“海洋之星”、“天国女王”以及“通往救赎的阶梯”等等。不过，只是到了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玛丽亚才与百合花联系在一起。当时的著名学者、夏尔特尔主教富尔柏（Ful-bert de Chartres,960?-1028年）认为，玛丽亚不仅具有一切常规的美德，而且她还拥有一种超常规的美德，即“贞洁”，因而她理应成为荆棘丛中的百合，成为基督徒追求救赎的指路明灯。11世纪末，鲁柏·德·都茨（Rubert deDeutz）更进一步，他开始将玛丽亚与教会等同起来，在他看来，二者具有许多共同的本质特征，如贞洁纯真、普施恩泽等，而且二者都是上帝在尘世的代理主教（注：详见H.Coathalem,Le Parallélisme entrela sainte Vierge et L'Eglise jusqu'à la fin du XIIe siècle,Roma,1974。）。自此以后，玛丽亚逐渐成为救赎体系中的主角，法国人对玛丽亚的崇拜之情亦日渐高涨（注：公元1000年前后宗教情感的转变并非是法国独有的现象，在意大利、德意志等地也都有所表现，不过却以法国为甚，究其原因，大概有二。一方面，教会宣扬的公元1000年“末日审判”的神话破产以后，基督教世界的“人性”在一定程度上有微弱的复苏，人们普遍觉得基督的“神性”距离他们的现实生活过于遥远，因而人们试图在基督教神学体系中寻求一种较为贴近现实的精神寄托，具有慈母形象的圣母玛丽亚便是其最佳人选。另一方面，就法国而言，世俗生活中盛行着所谓的“骑士道德”，它所提倡的敬重妇女之行为准则（且不论其是实是虚）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中世纪法国人对圣母玛丽亚的崇拜。）。
    12世纪时，法国宗教领域中对玛丽亚及其百合标志的阐述更趋系统和具体。在西多会（注：西多会是12世纪法国影响最大的修院势力，其详细情况可参阅C.沃伦·霍莱斯特《欧洲中世纪简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192-194页。）（Cistercian）下属的各修道院，包括修院建筑本身在内的所有物品均被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圣母玛丽亚；西多会的领袖人物、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鼓动者圣伯尔纳（Saint Bernard,1091-1153年）及其信徒大力传播玛丽亚的“圣母-百合”形象，玛丽亚由此成为尘世一切人等的代言人和一位普世之母，而她的百合形象是其美丽绝伦的象征，百合的纯洁色彩则是其美德所折射出来的光辉（注：详见P.Bernard,Saint Bernard et Notre Dame,Paris,1953。）。12世纪法国著名的神学家和历史学家基伯·德·诺让（Guibert de Nogent,1053-1124年）对“圣母百合”神秘性和神奇性的渲染更具神韵，他认为，这种百合没有花茎，而且，即使其根子被截去，它也能照常开花，其情形就像玛丽亚本人那样，即使没有男性的介入，也能够怀孕生子。玛丽亚的“圣母-百合”形象并未囿限于神学著作之中。在12世纪出现的圣母塑像中，其披风上开始饰有百合花图案，主教团徽章以及以玛丽亚之名铸造的教会铸币上也开始出现类似图案。在兰斯大主教热尔韦（Gervais）下令铸造的教会钱币上，有一十字符号，在由十字隔出的四个扇形面上均饰有一朵百合花；其后继者又在铸币上加上了“圣玛丽亚”（Sancta Maria）字样。兰斯铸币的信誉较高，在北部法国曾一度广为流通。不久以后，当法王路易六世决定铸造王室货币时，其模型便直接采自兰斯铸币（只是其色彩稍有不同）（注：F.Oppenheimer,FrankishThemes and Problems,pp.203-204,218-219.）。王室百合与圣母百合之间的关联由此可见一斑。
    第四，法国王室对圣母玛丽亚的崇拜与王室百合的茁壮成长。在浓烈的宗教氛围与法国特有的骑士道德精神的综合推动下，法国王室对圣母玛丽亚显示出西欧其他各国王室所不可比拟的炽热情怀。例如，在建筑方面，自12世纪前期的路易六世开始，法国王室即不断兴建圣母教堂，并将王室领地内已有的教堂全部置于圣母之名下（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王领之外的其他地区，许多教堂则是以某些“圣徒”命名的），甚至连供王室成员做圣事、行圣礼的宫廷小教堂也被奉献给了圣母，而且王室还向众多的圣母院或圣母教堂赠予大量的土地及诸多特权（名义上是献给圣母玛丽亚）。在艺术风格方面，哥特艺术是位于法兰西岛的王室精心培育出来的一种美学风格，它所创造的一系列光彩照人的圣母形象（如头戴王冠的圣母、耶西树圣母以及领报圣母等等）在相当程度上也是王室精神旨归的体现。不仅如此，甚至连法国王室的某些特殊性事件亦被蒙上了圣母的光环，据称，腓力二世、路易八世以及路易九世等人的降临人世均是圣母玛丽亚施恩的结果，这时的圣母已经成为具有神奇功能的“送子观音”。对于圣母的这些善举，国王们当然会举行朝圣以示谢恩，例如，路易七世（腓力二世之父）因喜得贵子而于1140年去隆蓬圣母院（Notre-Dame-de-Longpont）朝圣，1145年又相继去了卜伊圣母院（Notre-Dame-du-Puy）和里埃斯圣母院（Notre-Dame-du-Liesse），而且，在其要求之下，他死后还被安葬于自己生前所建的巴波圣母院（Notre-Dame-de-Barbeaux）。另外，法国王室还宣称，每当国王处于危难之际，圣母玛丽亚总会鼎力相助并使之化险为夷；如果国王率军出征，圣母也会适时伸出援助之手以使国王终能克敌制胜。13世纪初，腓力二世在与英国国王争夺大陆领土的军事争斗中曾数度逢凶化吉；为了感怀圣母的恩典，在每次“得救”之后，腓力二世都要在奇迹发生地修建圣母教堂或竖立圣母塑像以为纪念；后来，他还在首都巴黎的城墙上竖起一尊圣母雕像，一方面是为了表达对圣母的崇拜之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永远沐浴着圣母的恩泽（注：详见A.Latreille,J.Palanque,E.Delaruelle,Histoire du catholicisme en France,Paris,1963,pp.14-16。）。
    通过上述各种途径，法国王室成功地利用并传播了对圣母玛丽亚的信仰，并最终使得圣母崇拜成为法国王室不能忘怀的“宫廷习俗”，甚至可以说，玛丽亚已经成为法国王室中一位永不消亡的“神圣母亲”。在此背景下，圣母百合所具有的各种崇高品德（如纯洁无瑕、公正无私、信仰坚定、拯民水火、完美无缺等）也就顺理成章地延及法国王室，国王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尘世上带领臣民脱离苦海，走向彼岸的“荆棘丛中的百合”。关于法国王室百合与圣母玛丽亚之间的这种关联，中世纪后期的神学家以及许多虔信基督教的学者多有论述。14世纪后期，法国作家巴泰莱米·德·格兰维尔（Barthélemy de Glanville）在《伟大的万物之主》一书中写道：“百合花被运到教堂并被置于上帝和圣母面前。……万能的上帝将之赠予所有基督徒国王中最为高贵者--法兰西国王”（注：Barthélemy de Glanville,Le grand propriétaire de toutes choses,Paris,1518,pp.94,138.此书原为拉丁文，后由Jehan Corbechon译为法文。）。如果说格兰维尔对二者关系的表述尚显暧昧，那么，15世纪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15世纪上半叶，著名贵族、历史学家罗伯·布隆代尔（Robert Blondel，生于1380-1400年间？卒于1461年以后）曾写下一段流传颇广的话语：“在一个久远的年代，圣母选择了这片美妙的土地，……在这片蔚蓝色的土地上，栽下了三株金黄色的百合”（注：R.Blondel,Oeuvres complètes,Rouen,1892,Vol.I,pp.88,123.）。当法国最终在百年战争中取得胜利以后，百合花的神秘色彩更趋浓重。15世纪末，作家奥利维埃·马亚尔（Olivier Maillard）曾不无自豪地将圣母百合与王室百合并作一处而加以颂扬，他认为：尽管魔鬼撒旦（指英国人）向百合发起猖狂进攻，但在上帝的帮助之下，百合依然盛开如故；而且，百合具有神圣的慈悲心肠，对一切善者均予以护卫，它既是“万福”的圣母玛丽亚，同时也是终将获享天国至福的仁慈的法兰西国王。大约与此同时，旅居法国的意大利文人吉奥瓦尼·维瓦尔迪（Giovanni Vivaldi）对王室百合的圣母色彩更是着意铺陈，他曾写道：法兰西国王在自己的徽章上饰有百合花，而此花恰恰又是最为纯洁的圣母之象征；由此可以证明，国王热爱并尊敬圣母，而且在圣母的恩典之下，国王成为臣民得救的可靠保证（注：Collete Beaune,The Birth of an Ideology,p.209.）。从以上所述的历史演变轨迹中可以看出，到15世纪后期（亦即绝对君主制初步发展时期），圣母百合与王室百合之间已经形成一种辩证的互动关系，对圣母玛丽亚的狂热崇拜带来了王室百合的欣欣向荣；同时，对百合花的顶礼膜拜又进一步强化了圣母玛丽亚与法兰西王国（尤其是王室和国王）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法国王室百合的这种神学渊源以及随之而带有的神圣色彩既是法国中世纪文化氛围的产物，也是法国王室及其御用文人和御用神学家苦心经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