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吉莱斯皮在《现代性的神学起源》一书中说：“现代性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宗教信仰从处于公共生活中心的突出位置转移到了私人领域，在这个领域，只要不挑战世俗权威、科学或理性，它可以随意践行。”他强调其所使用的“现代性”(modernity)一词应该归于更为传统的意义，这意味着现代性至少要回溯到17世纪[1]2。那么，如若从宗教与现代性的角度去考察另一段在欧洲历史转型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时期--16世纪，特别是这一时期法国的个人宗教信仰状况，这一论断是否依然成立？
    16世纪的法国经历了从有序走向混乱的历史进程，而宗教信仰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对16世纪的法国而言，宗教信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它不仅影响了此后法国的发展道路，更参与到了法国社会特性的塑造。然而，若仅从宏观角度审视这一时期的宗教信仰问题，并不足以全面了解16世纪法国宗教问题的细节，特别是这一时期社会个体的宗教信仰状况处于一种怎样的状态，他们的信仰空间是否遭到了教会和国家公权力的影响、控制甚至入侵。而在圣巴托罗缪屠杀期间，雨格诺派牧师迪罗西耶两次叛教改宗的案例便是一个能够深入研究这一时期个体宗教信仰状况的切入点。
    此前学界对迪罗西耶改宗事件已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主要研究成果见金顿、贝扎尔、迪芬多夫、马涅茨等人的著作。较早将迪罗西耶改宗事件纳入研究视野的贝扎尔首次尝试勾勒出迪罗西耶的具体形象，分析其两次改宗行为背后的原因，认为迪罗西耶早期接受的天主教教育，尤其是他对使徒传统的虔信是导致其此后信仰上反复的重要原因[2]；金顿也在他的多本论著中探讨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迪罗西耶的改宗行为是信仰在两种相互矛盾的教义体系下摇摆不定所导致的结果[3-5]；迪芬多夫则把迪罗西耶改宗事件视为反映近代欧洲早期宗教认同状况的标志性事件[6]48；马涅茨还认为长期以来迪罗西耶在加尔文教会治理模式及其干涉法国教会事务问题上所持的反对立场，是他在圣巴托罗谬屠杀事件中背弃新教信仰的最主要原因[7]41。本文希望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迪罗西耶改宗乃至16世纪法国个体信众私人信仰选择困境的更深层次原因，即教会组织的权威与世俗政府体系两者对个体信众私人领域信仰的控制和影响。
    一、迪罗西耶的两次改宗与个人信仰的选择困境
    1572年，经历了多年宗教战争之后，法国国王查理九世与雨格诺派签订了《圣日耳曼昂莱和约》，法国天主教与雨格诺派之间似乎迎来了和解的曙光。而这种教派和解良好愿景的最重要象征则是信奉新教的波旁家族与信奉天主教的瓦卢瓦王室的联姻。在这一年的8月18日，纳瓦尔国王亨利三世(后来的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与玛格丽特·德·瓦卢瓦在巴黎举行了盛大的婚礼。然而仅仅4天之后，一场针对雨格诺派领导人科利尼的政治仇杀拉开了波及巴黎全城乃至整个法国的大屠杀序幕。据统计，在这场被称为圣巴托罗缪屠杀的劫难中，仅巴黎一地的遇害者就达到了2000多人；在外省这一数目则多达3000-10000人[8]88[9]207。
    对法国宗教改革事业而言，比大屠杀中的肉体毁灭更严重的是整个新教教会遭受的精神创伤。此时的法国新教徒陷于一片恐慌之中，连身处日内瓦的加尔文教派领袖都流露出悲观绝望的情绪。泰奥多尔·德·贝兹在致海因里希·布林格的信中写道：“这可能是我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了。很明显，这些屠杀行为只是一场更大阴谋的开端。杀手们正在伺机杀害我，我现在更多地想到了死亡，而非活着。”[10]179大批雨格诺派教徒对新教信仰丧失了信心，对新教事业产生了怀疑，他们放弃了新教信仰，转而投身于天主教会。贝兹在9月12日致布林格的信中声称“叛教的信徒不可胜数”[11]216。法国各地的教会陷入了一片萧条之中，并成为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常态，经历了圣巴托罗谬屠杀浩劫的雨格诺派已经不复从前繁荣的盛况。新教教士让·德·雷斯比内在圣巴托罗缪屠杀十年之后曾经进行过估算，结果显示在此期间有不少于三分之二的雨格诺派教徒改宗，皈依了天主教[12]Aii。
    而在圣巴托罗缪屠杀之后出现的大规模叛教浪潮中，一名雨格诺派牧师于格·叙罗·迪罗西耶的改宗行为更为这场剧变添加了鲜明的注脚。在成为新教信徒并担任雨格诺派牧师之前，迪罗西耶曾是一名天主教徒，担任过罗佐伊地区的议事司铎[2]250。这段过往经历使得迪罗西耶在加尔文教派中的地位显得颇为尴尬①：在日内瓦停留期间，他似乎并未成为日内瓦学院的正式成员，甚至很可能不是日内瓦加尔文宗教会正式派出的牧师[2]252。
    1561年正值法国新教教会快速发展的阶段，迪罗西耶回到了法国。他首先来到了巴黎，接着又前往奥尔良地区担任牧师[3]87。1572年圣巴托罗缪屠杀发生之时，迪罗西耶在距离巴黎不远的一处小教区担任牧师。听闻圣巴托罗谬屠杀发生的消息之后，他很快就做出了背弃新教信仰、皈依天主教的决定。西蒙·古拉尔详细记录了迪罗西耶背弃新教信仰的过程：“随着大屠杀消息的传来，迪罗西耶和其他人一样深感恐惧。他很快就产生了信仰的动摇，并鼓动其他人与他一同改宗天主教……迪罗西耶凭借自身的榜样和巧辩之言，在大屠杀开始后的五六日内就劝服了纳瓦尔国王、纳瓦尔公主和孔代公主改宗……他还在巴黎的大教堂中发表了可怕的布道……迪罗西耶奔波于巴黎市内的各大宅邸，教唆多位贵族小姐改宗。他的行为并非徒劳无功，许多人都被引上了罪恶的道路。”[13]276-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