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罗西耶改宗一事引发了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双方的重视。天主教会试图将他树为典范，大肆宣传，以此规劝更多的雨格诺派教徒皈依天主教。迪罗西耶本人在改宗之后撰写了一份《忏悔录》[14]，这份小册子在天主教会的支持下得到了大范围的流传，产生了轰动性的宣传效果[15]143。与此同时，迪罗西耶也遭到了日内瓦新教教会的严厉训斥[2]257。1572年11月12日，贝兹在致布林格的信中写道：“众多可恶的叛教者中包括了三名牧师，其中一人名为迪罗西耶，他成了罗马教廷邪恶的走狗，为教会招来众多的麻烦，还将其他人也引入毁灭的深渊。”[10]216。
    对法国新教教会而言，迪罗西耶的叛教改宗行为进一步恶化了他们的处境。他的行为或多或少影响到了新教教会信众的信心，对当时新教徒的叛教现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估计，在圣巴托罗谬屠杀开始之后的一个月内，仅巴黎就有超过五千人改宗信仰天主教，鲁昂则有三千名信徒宣誓放弃新教信仰[7]40。
    但还不到一年时间，迪罗西耶却再次出人意料地改变了他的信仰。这次遭迪罗西耶背弃的是天主教信仰，他再次投身到了新教教会当中。1572年9月，在与耶稣会会士胡安·马尔多纳多一同赶往色当的旅途中，迪罗西耶聆听了后者所做的布道。他发现这名耶稣会士的布道中涉及弥撒、牺牲问题的内容，并有多处与圣经文本背离[16]15-16。而在这趟旅程中，他还收到了其妻子、子女已被安全送出法国的消息。两者共同促成了迪罗西耶的再次改宗。他最终舍弃了这份“亵渎神灵”的传教工作，在日耳曼朋友的帮助下逃至海德堡，并最终抵达了法兰克福[16]17[2]258。
    这次改宗之后，迪罗西耶撰写了第二份《忏悔录》。他在其中写道：“当我检视自己的信仰时，心中充满了悔恨。我眼见那将我引入其中的圣者所建立的教会就此毁灭，而我却在它毁灭的过程中给予了最沉重的打击。”[16]24尽管迪罗西耶在这份《忏悔录》中表达了悔意，但他仍然饱受加尔文教派教徒的蔑视和不信任。1574年年底，迪罗西耶一家殁于一场瘟疫之中[3]78。
    “弥撒，死亡，或巴士底狱”，这是当时法国国王查理九世提供给身陷囹圄的孔代亲王的选择[2]256-257。法国境内的雨格诺派教徒都面临同样的命运抉择：他们必须在改宗或死亡、监禁之中选择其一。早年在巴士底狱所经历的牢狱之灾势必会对迪罗西耶当时的选择产生影响[2]254，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对屠戮丧命或身陷囹圄的恐惧是他信仰动摇的最主要原因？
    如若仔细审视迪罗西耶的作品，可以发现其信仰的动摇并不完全出于对死亡或监禁的恐惧，他的恐惧更多地来自于上帝的愤怒。迪罗西耶将圣巴托罗缪屠杀看作上帝对雨格诺派的惩罚，因为他们的信仰并非来自上帝的真正意志：“一直以来，我都将这些发生过的灾难视为上帝肃清其教会的节杖和成为上帝子民确定无疑的标志。但是直到最后所见教会的彻底毁灭，没有任何重建的希望，我才开始意识到，这是上帝愤怒的见证，似乎通过这一方法，祂宣示了对我们的厌恶，以及对我们所践行信仰的有罪判决。因为祂这么多次地惩罚我们，最后将我们完全击倒，简直就是希望完全毁灭这个教会，而优容罗马教廷。”[16]7
    迪罗西耶信仰的动摇还出于他对加尔文教派教义的怀疑。这种对新教教义的怀疑在他改宗天主教后发表的《忏悔录》之中明白无误地表现了出来：“这就是过去我所赞同并教导的教义，但在过去几个月里，我开始发现其中的荒谬与错误。我厌恶继续担任新教的牧师，我希望放弃这种信仰。”[14]26迪罗西耶早年接受的是天主教的教育，在迪罗西耶改宗信仰新教之后，天主教的部分教义对他仍有着深远的影响。迪罗西耶在改宗天主教的《忏悔录》中批驳了包括预定论和因信称义在内的多条加尔文教派教义。尽管天主教中带有化质说(Transsubstantiation)色彩的弥撒仪式、圣物和圣徒等元素都是他虔信天主教的阻碍，但对当时的迪罗西耶而言，天主教的使徒传统却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②[2]264。
    事实上，迪罗西耶对使徒传统的理解在圣巴托罗缪屠杀发生之前就已经发展成熟。16世纪60年代，在与天主教神学家的辩论中，迪罗西耶遭遇了甘提安·赫尔维的挑战。赫尔维是当时天主教会中首批重新发现塞克斯都·恩皮里柯思想的神学家之一，他意识到利用恩皮里柯经典的怀疑论来反击加尔文宗神学理论系统的可能性。赫尔维在为其翻译的塞克斯都《反数学家》一书所撰写的前言中曾经提到：“在塞克斯都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了许多针对这一时代异教徒和异端的批驳，他们试图使用理性来衡量一切事物，但却由于缺乏虔信而无法领悟。在他的著作中，我们能够发现针对新古典主义者和加尔文主义者的恰当回应。通过批驳所有的人类理论，怀疑论将会从教条主义中拯救人类，赋予他们谦逊，让他们准备好接纳上帝的教义。”[17]a2-a3此时的迪罗西耶发现，在加尔文教派的神学理论中竟然无法找到任何对新教教会权威来源的强有力宣示，以及可以媲美天主教会的“司钥权”(pouvoir de lier et de délier)③的理论，后者明白无误地证明了从使徒彼得到罗马教皇之间直接的承袭关系[4]107。对迪罗西耶而言，这种使徒传统继承的缺失恰恰是论证加尔文教派权威合法性的致命弱点，导致他对新教的正统性产生了怀疑。他在第二份《忏悔录》中记录道：“我对罗马教廷继承问题的理解出现了一些混乱，为此我与那些罗马教廷继承权的支持者们进行了辩论。”[16]6而在圣巴托罗缪屠杀发生之前，迪罗西耶的信仰已经出现了动摇。他对当时自己内心的焦虑与矛盾又有如下描述：“我急切地希望离开法国(正如我所准备的)，而不愿再留在此地……当发现自己所承受的痛苦超过了理应为上帝付出的限度时，有鉴于使徒传统的问题，我开始怀疑教会，而非上帝的教义。”[14]19-20
    圣巴托罗缪屠杀在迪罗西耶的第一次改宗过程中只是起到了推动作用，他内心对教义的追求可能才是改宗的根本原因。而这种对教义的追求又导致他在短短一年时间内第二次改宗叛教。这次为迪罗西耶带来困扰的是天主教会带有化质说色彩的弥撒仪式，这一问题从根本上影响到了迪罗西耶对天主教教义的信仰热情。迪罗西耶在第二份《忏悔录》中写道：“我的宗教热情在将自己推向罗马教廷之后已经开始减退。当他们利用我来劝诱信众改宗时，我开始感觉到自己内心的挣扎。”[16]14-15这一情况愈演愈烈，以致后来他劝告那些受其影响改宗天主教的信徒在参加弥撒时不要听信天主教教士对圣餐礼的阐释，并就圣餐礼的问题为这些信徒提供了另外一套源于加尔文教派的教义解释[16]12-13。
    罗伯特·金顿认为，迪罗西耶的遭遇实际上反映了16世纪欧洲知识分子普遍面临的一个困局：对他们来说，自身并无创设或提出新的教义的自由，而不管这种教义在他自己看来是多么合理。他们只能接受已经存在的教派创设的教义[4]109-110。迪罗西耶的叛教改宗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内心的挣扎与摇摆，他的真正信仰和立场无法在现实当中得到准确的反映。那么，导致私人领域这种信仰选择困境的更深层次原因是什么？16世纪的教会组织与世俗政府的体系在多大程度控制和影响了私人领域的信仰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