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基内与库赞，法国浪漫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米什莱也深受德国历史哲学的影响。他曾赴德国游历，对于德意志的哲学与学术研究怀有崇敬之情，并且声称“德国对于有毅力的人好像是维持生命的面包，它通过路德和贝多芬、康德、赫尔德和格林使我更加成熟”(25)。1831年米什莱出版了《世界史导论》，他开篇即指出：“斗争随世界的诞生而出现，也应随世界的消亡而终结，而不会提前消失，这便是人类对抗自然、精神对抗物质、自由对抗宿命的斗争。历史仅仅是对这种无穷无尽之斗争的记叙……现在社会中已经召唤回了自由；那么也到了在科学中召唤自由的时刻”(26)。古奇认为这部《世界史导论》的主导思想与基内所译赫尔德著作的导论是相一致的(27)。
    上述法国历史学家对德国的借鉴，应当说主要集中于历史哲学层面，而对德国历史编纂的成就，尤其是德国历史研究方法关注不够。这一状况到19世纪中期开始有所转变：法国历史学家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注意到以著名历史学家列奥波德·冯·兰克为代表的德国史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并着手学习和借鉴兰克史学的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以及研讨班制度为中心的人才培养制度。
    二、19世纪兰克史学在法国的传播19世纪德国史学编纂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以兰克为代表的实证史学(或谓科学史学)的出现和兴盛。1795年出生的列奥波德·冯·兰克，其在国际史学界的声誉始自1836年出版的《教皇史》一书(28)。法国学界对兰克及其史学成就的认知，也自此书开始。1837年6月巴黎出版的《天主教教育界》杂志对兰克的新书《教皇史》作了介绍，同时刊发了若干节译选段(29)。1838年，让-巴蒂斯特·海伯(Jean-Baptiste Haiber)翻译的《教皇史》第一卷由法国巴黎的德贝库尔(Débècourt)出版社刊行。亚历山大·德·圣谢隆(Alexandre de Saint-Chéron)为译本写了一篇长序，在梳理当时法国、英国和德国历史研究中天主教教会与教皇国重获重视现象的基础上，对兰克《教皇史》一书之特点与成就给予了详细分析。圣谢隆指出此前学界没有任何关于教皇史的专门著作，兰克的《教皇史》填补了空白(30)。兰克虽然是一位新教徒，但在论述中并未局限于阐述新教人物、事件和成就，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教皇与天主教会，探讨罗马教廷为应对宗教改革而采取的计划和努力，细致描述了天主教在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所取得的宗教成就(31)。由此，圣谢隆强调兰克与德意志最著名的 历史学家萨维尼一样，属于注重科学、持论公正的学派行列(32)，其史学有两大突出特点：一是长于发掘某一个人或某一时代所具有的积极层面；二是注重微观与宏观相结合，既有对历史细节的准确、生动描述，又有寥寥数笔即交代清楚漫长历史时期之处(33)。
    《教皇史》翻译出版后，受到法国公众广泛欢迎，由此海伯又翻译了兰克的《16-17世纪的奥斯曼人与西班牙君主国历史》，于1839年在德贝库尔出版社出版。在译者序中，海伯指出兰克属于一种新的历史学派，该学派与长久以来仅满足于收集事实、描述历史事件的旧史学不同，着力于探讨历史事件的原因、相互之间的关系，通过梳理各个时代的风俗、政治、艺术、法律、宗教来挖掘不同时代的特性，再现人类发展进程的生动场景(34)。
    1854年，时任法国蒙彼利埃文学院教授的圣勒内-塔扬迪耶(Saint-René Taillandier)在《两个世界杂志》4-6月号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德国现代历史学家：列奥波德·兰克》。该文对兰克业已出版的10部历史著作做了详尽介绍(35)，系统分析了兰克史学的特点、成就和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法语学界最为全面地介绍兰克史学的文章(36)。圣勒内-塔扬迪耶指出，尽管兰克撰写的历史著作数量众多，但是它们在选题上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即这些研究都是关于近代世界的历史发展和演进的(37)。在具体考察中，兰克注意探究历史舞台上各民族、宗教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像以往研究那样将各民族与宗教简单对立。这一点在其处女作《1494-1535年的拉丁民族与日耳曼民族历史》中即已显现无疑(38)。如同科学一般准确，是圣勒内-塔扬迪耶眼中兰克史学的另一突出特点，究其原因，在于兰克的史学研究注重与研究对象保持适当距离，发掘和利用了大量珍贵的未刊原始档案，细致甄别材料的真伪，客观分析，持论公允(39)。在文章的末尾，圣勒内-塔扬迪耶指出兰克作为德国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其史学研究在意大利和英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而通过组织研讨班，兰克不仅培养了一批年轻历史学家，还由此形成了一个包括乔治·魏兹(George Waitz)、吉泽布雷希特(Giesebrecht)等人的历史学派(40)。
    19世纪60年代起，陆续有法国学生前往德国大学历史系学习，其中就包括日后著名的历史学家莫诺(Gabriel Monod)、拉维斯(Ernest Lavisse)与瑟诺博司(Charies Seignobos)等人。(41)通过在德国大学的留学生活，这些未来的法国历史学家们不仅进一步熟悉和掌握了兰克学派的历史研究方法，而且对德国培养历史学家的研讨班制度有了深刻理解。这些法国历史学家认识到“研讨班……在德国是历史学家的真正学校。人们成为某位教师的学生，并不是为了上他的课，而是为了参加他的研讨班。在那里，学生们首先明白不应在二手著作中寻找历史，而是应该在原始文献中亲自探寻。……随后，他们应该具备这样的观点，即这些原始文献也不能轻易相信……要学会对它们进行比较和检验”(42)。正是在这些研讨班里，年轻的德国历史学家们熟悉和掌握了强调客观和实证、注重对史料加以分析批判的历史研究方法，“而且更加热爱并尊重真理和科学，体会到为真理和科学需付出的代价，也下定了为真理和科学而工作的决心”(43)。
    三、德意志影响下法国实证史学的发展当莫诺、拉维斯和瑟诺博司等还在德国大学学习时，就已决心回国后在法国也引入这种研讨班制度和对史料的批判方式，借鉴兰克为代表的德国史学研究方法以推进法国的历史研究。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法国史学研究在19世纪后三十年取得了长足发展，经历了一个科学化和专业化的过程：一方面在史学研究和学生培养中强调原始文献的重要性，注重运用分析考证史料的历史方法，由此实证主义史学在史学研究中获得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历史在教育中的地位日渐突出，依托大学的职业历史学家数量不断增多，并通过专业学术刊物、学术团体而形成历史学家学术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