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莫诺创办《历史评论》杂志，在第一期的首篇文章“论16世纪以来法国史学研究的发展”中，莫诺指出“我们所处的世纪是历史学的世纪”，“由于科学和科学方法的进步，今日的史学拥有了最好的研究手段。……依据真正科学原则和科学分类方法而开展的文献考证，使得历史学家能够恢复历史、司法和文学资料的原貌。……通过运用严格的方法和细致谨慎的考证，历史研究尽管无法始终彻查真实，但至少可以准确判定何为确定无疑的事，何为可能的事，何为值得怀疑的，以及何为错误的”(44)。在莫诺眼中，历史学家“是其民族传统和人类传统的保管人。同时，历史学家仍然保存了充分的精神独立，并且丝毫也没有抛弃批评和判断的权利。……历史学家不能维护某些传统，而反对另外一些传统；他不能删去一些人类记忆以赋予另一些不该得到的地位。……应该始终牢记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在于理解和解释，而不是称赞或是谴责。……真正的历史学家是超越于这些受激情和排他性支配的派系之上的”(45)。
    莫诺的这篇文章不仅总结了过去几个世纪法国历史研究的独特传统，而且对未来史学发展和历史学家的任务提出了具体规划，可谓实证史学主宰法国史坛的宣言书。在莫诺的推动下，新一代法国历史学家在学习、借鉴德国历史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展开自己的思考，从而形成了具有法国特色的历史研究方法。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瑟诺博司和朗格诺瓦(Charles-Victor Langlois)。瑟诺博司所著的《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历史方法》，以及与朗格诺瓦合著的《历史研究导论》(46)，可谓19世纪法国历史方法集大成者。这两本书明确提出只有严格运用历史方法才能确保历史学的科学地位。这是因为，作为历史学研究对象的“那些已消失的事件”，“往往留下一些痕迹，有时候是以直接的具体物体的形式，但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间接的，表现为由那些亲眼目睹这些事件的人所编写的描述的形式。这些痕迹，就是文献，而历史方法就在于考察这些文献以实现确定那些过去事件的目的，这些文献正是这些事件的痕迹。历史方法以直接观察文献为出发点……”(47)随后历史学家借助其他辅助学科通过外部考证确定文献的真实性、时间和来源，这是历史的必要条件--“没有史料校雠，就没有历史”(48)。但仅这还不够，还需要通过内部考证判断“文献作者想说的是什么；他是否相信自己所说的；他是否有充分理由相信他所相信的东西”(49)。通过内、外部考证确定文献的真实之后，历史学家再综合文献史料著述成书。
    从瑟诺博司等人对历史方法的阐述中，可以看出强调原始文献和史料考证的德国历史方法对他们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瑟诺博司等人也吸收了19世纪末法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成果，明确指出历史并不是一门化学、生物学或物理学意义上的科学。因为“它与一切其他科学的方法有很大的不同。它并不是直接观察事件，而是通过建立于文献之上的推理来间接的实施。一切历史认识都是间接的，历史从本质上是一门推理科学。它的方法是一种间接的通过推理的方法”(50)。《历史研究导论》和《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历史方法》这两部书一经问世，即获得极大成功，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都是法国大学历史专业学生的必读书，对于法国史学的专业化进程影响极其深远(51)。
    莫诺、瑟诺博司等历史学家不仅积极探索和倡导新的历史研究方法，而且积极介入法国高等教育改革，注重在大学课堂培养年轻一代历史学家。1868年，莫诺结束在德国大学的学习，回到法国，任教于新成立的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52)，在该校的法国中世纪史教学中引入了德国式的研讨班制度。在他的研讨班上，莫诺要求学生注重史料的搜集和分析批判工作，强调培养学生从事科研的能力，而不是死记硬背书本知识(53)。从1880年开始，莫诺又成为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历史教授。通过在这两所高等学府的长期任教，莫诺培养和指导了一大批法国年轻学生，并把自己所掌握的德国历史研究方法也传授给他们，从而推进了法国历史学研究的科学化进程(54)。欧内斯特·拉维斯则在担任巴黎大学历史教授期间，指导了一批法国年轻的历史学家撰写有关德国历史的博士论文：1887年，埃米尔·布尔热瓦的论文《纽萨泰尔和普鲁士在弗朗什-孔泰省的政策》；1888年，阿尔伯·瓦丁东的《霍亨索伦家族获得普鲁士王国王位》；1893年埃米尔·欧芒的《北方省战争和奥立瓦和约》；1897年，乔治·帕里泽的《弗里德里希-纪尧姆一世统治下的普鲁士的国家和教会》等(55)。这些博士论文不再像19世纪70年代初期的博士论文那样带有很强的文学色彩、很少使用参考书和档案材料，而是系统的科学研究的产物。这些博士论文都广泛使用了档案材料，研究者尽可能地利用那些当时人所亲眼看见和记录的原始材料。另外，指导教师在博士论文写作中的影响也逐渐增强。这些都体现了法国历史学科在德国影响下日益专业化和科学化的发展倾向。
    19世纪末各种专业性的史学刊物在法国不断出现，这其实也是法国史学家接受德国同行影响的结果。前述莫诺创办的《历史评论》杂志，无论是栏目设定，还是文章选择，皆仿效1859年德国历史学家西贝尔(Heinrich von Sybel)主办的《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两者都是双月刊；都由一个编辑委员会领导，由它负责审读来稿，决定文章是否发表或指出有哪些需要修改的地方；两份刊物的栏目都包括以原始史料为基础的严格符合科学标准和学术规范的论文、有关国内外史学研究最新动态的介绍文章以及批评性的书评。在《历史评论》杂志问世之后，法国又出现了一批专门化的历史杂志，著名的有：《法国革命》(La Révolution ，1881年创刊)；《中世纪》(Le Moyen Age，1888年创刊)和《现当代史评论》(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1899年创刊)等。刊发大量高水平的书评是这些专业历史杂志的一大特点，这些书评对世界各国的最新历史著作进行了介绍和评论，其中许多是有关德国历史的。正是这些高质量的书评满足了职业历史学家获取最新学术研究动态的愿望。同时，正如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所指出的，这些书评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功能，那就是“在历史研究领域首先创立一种审查制度；随后进行公正地评判。从此以后，那些拙劣的研究者将受到谴责，并且不管愿不愿意，它都在绝大多数相关人士中灌输了探寻真实与尊重方法的思想”(56)。这些专业刊物的书评有助于确立历史学研究的专业标准，从而在历史学科的专业人员和其他学科从业人员之间划清了界限，“禁止那些没有才能的人和不久以前还充斥其中的自命不凡者进入(历史学家的)专业”(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