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叫做“猜猜我带了什么(porter un momon)”(13)的游戏，人们既在狂欢节玩，也在其他喜庆的场合玩。这些特定的时间表明它具有某种宗教仪式的功能。日记一共记录了五次这样的游戏，其中三次是在喜庆场合：一次是因为某人赢得教士俸禄，一次是村里的奥夫雷(Auvré)家嫁了女儿，一次则是村民托马·德鲁埃(Thomas Drouet)为妻子举行安产感谢礼。参加游戏的人包括古贝维尔老爷的助手兼密友康特皮(Cantepye)、古贝维尔老爷的私生弟弟西莫内特(Symonnet)、泰伊(Teil)的民兵队长(cappitaine)、古贝维尔老爷的仆人等。这几次游戏都只在有喜事的主人家里进行，而贵族和官员竟然也跑到农民家里去玩。另外两次记录是在狂欢节。1553年是让·奥夫雷(Jehan Auvré)神父等人到邻近的几个村庄去玩。1560年则是在古贝维尔老爷的二弟家，“库韦尔(Couvert)老爷和他妻子、朗贝维尔(Lamberville)小姐和她姐姐，还有我认识的其他人，一起来跟我们玩‘猜猜我带了什么’，并赢了我弟弟的钱，然后他们去了维利耶(Villiers)和讷夫维尔(Neufville)”。我们看到，玩这种游戏的包括了不同阶层、不同性别的人，发起游戏的人逐个人家玩过去，可以从上午一直玩到午夜。从形式上说，它可能是传统讨物游戏的一种变体，因为主人家基本上没有猜对的可能。今天美国的万圣节仍然存在这种讨物游戏，只不过游戏的发起者已经只限于儿童，成人对它的态度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游戏的要义在于主人与客人分享喜悦，而不是客人向主人道贺，因而包含了一层关键的隐喻：升官、结婚、生子与节庆一样，不单是一个家庭的私事，更是整个群体的共同事件。
    有时对抗性的游戏也构成宗教仪式的一部分。苏勒球(Choule)(14)就是这样一种游戏。日记总共有14次提到这种游戏，都是在冬季的农闲时节，并且几乎都是在节日或礼拜日的弥撒或晚祷之后举行：圣诞节一次，圣艾蒂安(St.Estienne)节(12月26日)三次，三王节一次，圣莫尔(St Mor)节(1月15日)四次，其他时间五次(其中三次是在星期日，一次在1月1日，一次不确定(15))。有意思的是，在特定的节日，玩苏勒球的地点也是固定的：圣诞节和三王节在本地，圣艾蒂安节在古贝维尔或泰伊，圣莫尔节则要去圣莫尔。参加游戏者人数之多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1551年的圣莫尔节，他明确地说比赛双方的人数超过五百人！1852年下诺曼底的一幅版画描绘了白热化的苏勒球游戏场面，参与者多达数百人，证明古贝维尔老爷关于游戏人数的记录是真实的(16)。可以设想，直到游戏结束时，绝大多数人连球都没有碰到过。这从一个侧面证明它是一种重要的群体性宗教仪式，而不单单是玩乐。他提到名字的极少数人中有贵族、官员、教士、工匠和士兵，其他人无疑还有农民、仆人等。他们还可以请“外援”，即邀请其他地方的人加入他们一方。这种游戏在19世纪的法国乡村还很流行。1844年布列塔尼的另一幅版画显示了准备开球时的情形(17)。在一座教堂前面，一名男子站在小土堆上，双手高举着球。两侧各站着一队参赛者，他们扎紧裤腿，压住帽子，神情凶狠地盯着那只球，随时准备扑上去。后面是一大群妇女在观看，有人手放在胸前，显出很紧张的样子。教堂墙壁的高处挂着一幅教宗圣像，他左手扶着权杖，右手指向前方，仿佛在发出进攻的号令。这显然是某个节日或礼拜日的弥撒之后的游戏场景，并且明确地显示游戏与宗教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曲棍球也是类似的情况。日记有六次提到曲棍球游戏，一次在2月2日圣母日，两次在狂欢节(同一天在不同地方)，另外三次是礼拜日的晚祷之后。从仪式的内涵来说，在民间宗教活动中，节日的对抗性游戏具有通过酬神仪式祈求平安和丰产的意义。例如，每年1月15日多个教区的人都要去圣莫尔望弥撒，然后参加苏勒球游戏，因为圣莫尔是大家共同的保护圣人(18)。星期日的游戏也具有敬神的意义，因为这是神规定的休息时间。与当时法国普遍的做法一样，当有不同地方的人参与时，人们是按地区或教区来分组的，1551～1553年圣莫尔节的苏勒球赛都是他所在的瓦洛涅队与瑟堡队比赛，1561年1月的两次记录则发生在不同教区之间；而当游戏发生在教区内部时，则往往是已婚者对抗未婚者，如1553年的肥美星期日的曲棍球赛和1557年三王节的苏勒球赛。因此，通过这些游戏，不仅不同群体得以互相沟通，群体内部也加强了凝聚力，并重新确认群体内不同年龄组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这些游戏按年龄分组的方式，同每年年底古贝维尔老爷与“学童”的互动游戏是共通的：每年的最后一天，学童(escoliers)(有时称作“儿童(enfans)”)会到他家来唱圣诞节赞歌；相应地，古贝维尔老爷要给这些学童一些钱，“作为新年礼物”。
    狩猎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游戏，专属于贵族阶层。日记中记录的狩猎次数不胜枚举，表明它在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人们经常互相借用猎犬，有时是为了打些野味作为婚庆礼物。而猎犬和猎物一样，也是贵族之间送礼的佳品。幼犬则像贵族家的青年人一样，要送到其他贵族家里去培养和训练。这些都是确立人际关系的重要载体。就狩猎活动本身而言，日记中既有两三个家人去打野兔或野鸡，也有五六人去打野猪，还有古贝维尔老爷带领众多村民去捕狼这样较大规模的狩猎。不过，最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发生在1559年1月28～29日的一次狩猎：“1559年1月28日，星期日……我们正在索特瓦斯特(Sottevast)的庄园谈事情，蓬·佩兰(Pont Perrin)和［布里克贝克(Briquebec)］(19)公爵夫人的好些其他猎人来了，他们准备带猎犬到迪哥维尔(Digoville)庄园的路易·博诺姆(Loys Bonhomme)家去过夜……不久，格拉托(Gratot)、布勒伊(Breully)、圣伊莱尔(Sct-Hilayre)、勒蓬(Lepont)老爷也带着他们的人来到索特瓦斯特的庄园，准备明天到迪哥维尔的树林去猎鹿。”路易·博诺姆是当地的佃农，这类接待是他作为附庸的分内之事。不过在古贝维尔老爷的邀请下，他们临时改变了主意，到他的庄园吃晚饭并过夜，并得到很好的款待。在这期间，又有两位贵族加入他们之中。第二天一早，到了迪哥维尔庄园，西莫内特、吉尔·奥夫雷(Gilles Auvrey)等人先去探路，发现一头大牡鹿后，吉尔·奥夫雷过来报告，大伙立刻赶过去。结果牡鹿从树林里跑出来，在那个点蹲守的吉尔·奥夫雷把猎犬放出去，猎犬却被牡鹿顶瞎了一只眼睛。托马·德鲁埃则守在大路上。猎犬受伤后，古贝维尔老爷即退出游戏，回来照料它。这天他们一直到太阳落山后两个小时才回到家。这则难得的详细记录，基本上把我们感兴趣的细节都描述了出来。首先，这是为布里克贝克公爵夫人举行的一次狩猎活动，除了她自身的猎队之外，她的诸多贵族附庸也主动加入其中。因此，这自然地成为附庸向领主表达效忠的仪式，而古贝维尔老爷的积极款待也具有这方面的涵义。它还是重温和确认各方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机会，因为不同阶层在狩猎中的角色分工是明晰的：贵族附庸为公爵夫人打猎，同时也是代其巡视领地和确认所有权；在狩猎过程中，贵族们共同追逐猎物，低级贵族和家仆(20)主要负责打探、报告消息和在固定的位置蹲守。此外，同公爵夫人一样，不在场的普通村民也是仪式另一端的隐性参与者：由于他们被禁止擅自打猎(我们多次看到古贝维尔老爷命令盗猎者于某日到瓦洛涅接受审判的情形)，因而这种狩猎仪式也被赋予了宣示贵族特权的意味。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狩猎游戏仅限于贵族阶层，但它同样具有公共仪式的性质。类似的狩猎仪式在日记中并不鲜见，虽然描述可能没有这么详尽。马上比武与狩猎较为类似。古贝维尔老爷只有一次这种游戏的记录，不过看得出来他对这一游戏并不陌生。那是1555年的圣烛节(2月2日)，国王在布卢瓦(Blés)的时候，古贝维尔老爷参加了人们在当地城堡的宫廷内举行的马上比武。这既是向国王效忠的仪式，也是与各地贵族交际的良机--何况他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要从国王的水流和森林代理人晋升为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