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游戏广场与生活观念古贝维尔老爷的游戏世界非常典型地反映了法国人在近代化之前普遍的生活观念，包括他们对休闲、信仰等诸多概念的理解跟现代人都有着本质的区别。
    从日记的记录来看，古贝维尔老爷的庄园更像一个开放的广场。平时各色人等络绎不绝地在其庄园出入，这自不必说。令我们惊讶的是，这种情况也发生在众多特殊的节庆游戏场合，而在今天看来，这应是仅属于家庭成员的时间。古贝维尔老爷的三王节游戏仪式尽管发生在家里，但绝不局限在家庭成员内部。在13年间，就有众多“外人”先后在他家过节，包括地方官员、贵族、教士、其亲属、农民、仆人等。当“国王”的既有主人，也有仆人和外来人：1550年，“玛丽(Marye)［即女仆拉·阿雷尔(La Harel)］当了女王”；1551年是男仆吉加尔(Guigars)；1553年是另一个男仆让·格鲁(Jehan Groult)；1555、1556年都是古贝维尔老爷的私生弟弟西莫内特；1558是他本人；1559年是男仆朱利安(Jullian)；1561年是古贝维尔来的一个人；1562年是男仆杜瓦纳尔(Doysnard)的儿子吉尔。古贝维尔老爷也会到别人家里去过节。1559年三王节，他本打算到圣纳泽尔(Sct-Naser)的妹夫家去，但因为患了感冒，天气又非常恶劣，没能成行。不过这个“亏欠”在翌年得到弥补。“1560年三王节前夜……下午两点，西莫内特跟我到圣纳泽尔去过三王节。我们到达时天已经黑了。康特皮和布兰维尔(Branville)也在；我们在那里吃晚饭并过夜。布兰维尔当了国王。”康特皮这时已是古贝维尔老爷的妹夫，布兰维尔则是大家共同的朋友。因此，这是各个阶级、性别、年龄共同参加的游戏，而丝毫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壁垒森严的等级防线。这种等级界限“模糊”的生活场景，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人与人之间不同于现代的距离观念，这种距离远比现代亲密得多。它是从中世纪甚至更远古的时代传承下来的，因为在早期，人们的生活世界到处充斥着实际的或想象的危险的状态，决定了人们必须依靠共同体的力量才能渡过难关(21)。保障生存的基本单位是以家庭为基础的自然村落共同体。换言之，在人们的群体认同意识中，村落共同体无可争议地处在首要的位置，因为家庭太过弱小，国家则是一种过于遥远的存在。在古贝维尔老爷的时代，尽管现代社会正在形成之中，但这一传统仍旧深深地刻印在他们的生活世界里，家庭的私密性还远远没有产生(22)。
    不只是领主的庄园，事实上几乎人们的全部生活空间都是开放的游戏广场。他们在家里打牌、赌博、唱歌、跳舞，在院子里打网球，在花园里玩九柱戏，在住宅边上玩滚球或羽毛球，在森林或田地里狩猎。村庄和城镇的道路上还经常能看到游行队列的身影。教堂及其墓地或周边、城市的街道和市场也是打网球、曲棍球、滚球或演戏的场所。1553年圣莫尔节的苏勒球赛，他们一直从图拉维尔(Tourlaville)的圣莫尔争夺到7公里开外的另一个教区布雷特维尔(Breteville)，康特皮还在追球的时候掉进了海里。1554年圣艾蒂安节，他们去泰伊参加比赛，球却在巴纳瓦斯特(Barnavast)丢失了，可能是掉到了树丛中。可见，他们的游戏是没有边界的。
    在十分粗暴的苏勒球游戏中，人们全身心地投入，毫无保留。1551年圣莫尔节的五百人游戏中，康特皮受了重伤，几乎要死掉，让人用马匹驮回家。古贝维尔老爷本人也筋疲力尽，两天之后仍然没有力气去望弥撒。两年后，又是康特皮在游戏中掉进海里，浑身湿透(时值寒冬)。1555年的圣诞节，康特皮再次“闯祸”：他在冲向古贝维尔老爷的时候，拳头重重地击中后者的右胁，致使他昏迷不醒，随后接连好多天都无法下床和出门。不过从日记的记载来看，古贝维尔老爷丝毫没有责怪对方的意思，两人的关系也没受到任何影响，显然大家都明白暴力在这种游戏中再正常不过。前面提到过的1852年下诺曼底的版画表明，乡间游戏的这种暴力倾向直到19世纪中叶仍然得到保留。在画面中，人们在河边的道路上展开白热化的争夺，但真正抢球的只有四五个人，旁边好些人都在捉对打架：画面前方，一个人被掐住脖子按倒在地，边上有人一巴掌直接打在另一人的脸上，还有人被揪住衣领推向路边栅栏；有两个人躺倒在地上，一人胸前被踩上一只脚，另一人只看见两条腿，生死未卜；地上掉了好几顶绅士圆顶帽。后面的人群中，许多人举起帽子欢呼或助威；路边则有妇女儿童在观看，一个男孩显然被血腥的场面吓到了，直往母亲的怀里躲，头却忍不住转向打架的人群，而两位妇女则看得目不转睛。热烈的游戏气氛与萧瑟的寒冬景象形成鲜明反差。这种直接而粗暴的身体对抗，以及对这种对抗的接受程度，实际上反映了人与人之间与现代社会截然不同的身体距离。与家的空间一样，这时人们还没有产生身体私密性的观念。这种游戏中的暴力与生活中的暴力有相通性，但并不完全相同--前者在现代社会中消失了，或是以某种形式被隔离开(如棒球运动员臃肿的护具)；后者尽管减少了，但其内涵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与它更接近的是当时多人共享一个情妇的现象(23)。
    这种暴力同时也表明人们对游戏异乎寻常的认真和热情，而不是像今天那样把它当作单纯的娱乐或消遣。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其他游戏上面。在平安夜的午夜弥撒之后，人们通常彻夜看戏，第二天一早才回来。在其他节日或星期日，他们还专门到瑟堡(Cherbourg)和瓦洛涅去看戏，而这两个城市距离梅尼尔庄园至少有两三个小时的路程。1551年6月20日，女仆拉·阿雷尔还专门从瓦洛涅带来一个年轻女子在家里过夜，以便第二天到瑟堡去看戏；翌日，一同出发的至少有6个人，包括拉·阿雷尔和她女儿、西莫内特及3个男仆。1559年9月17日则是两位神父去瓦洛涅看戏，而上个星期日拉·阿雷尔刚去看过。日记中还频繁出现这样的句式：“晚祷后，我们玩曲棍球直到天黑。”“这天剩下的时间我们都在玩苏勒球，一直到天黑。”“我们没有出门，起床之后我就一直跟行政官(le Prevost)玩双陆。”有时他们会在赌博中押上一块土地或一座磨坊。但就算只是赌两只松鸡，他们也极其认真：1553年12月12日，他估计错了时间，天亮前4个小时就起床了，“在等天亮的时候，我赌赢康特皮两只松鸡，因为他把一只公松鸡猜成母的”。为此，他们还专门把另一个人叫醒充当裁判。彼得·柏克极富洞见地指出，当时人们还没有产生今天这样明确的休闲观念，因而工作与娱乐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24)。勒华拉杜里对蒙塔尤的研究则证明了这一现象的历时性和普遍性(25)。不过他们都没有揭示出这种模糊性与当时游戏功能的多重性之间的联系。事实上，这种联系是必然的，因为正是游戏的仪式和群体功能(有些游戏还具有生产功能，如赌博和狩猎)模糊了它与娱乐的界限。例如，包括贵族、教士、农民、仆人、小孩在内的所有男女，他们不辞劳苦地去看戏的热情来自哪里？这一方面是信仰的原因，因为无论是平安夜、星期日或其他节庆，演戏都是信仰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也总是与宗教有关。另一方面则是普遍的嘉年华心理使然，但这与现代人观看球赛或演唱会又有根本的区别。首先，在台上表演的不是专业演员，而是平时就跟观众在一起生活的普通人：1551年9月24日，瓦洛涅法院的执达吏告诉古贝维尔老爷说，星期天的一场婚礼上将有闹剧表演，他将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1552年圣诞节，泰伊的民兵队长也参加了午夜弥撒后的表演。其次，普通人也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表演当中。泰伊的民兵队长演戏时穿戴的衣帽就是向古贝维尔老爷借的。1560年，一个路人带了一张魔鬼面具，准备给瑟堡人在滑稽剧表演中使用。就像高级教士借制服给人们举行愚人节游戏一样，提供道具本身就是一种参与的形式。此外，台下的观众彼此之间也都是熟人。这些因素极大地模糊了演员与观众之间的界限，使游戏具有今天无法比拟的广泛的参与性，而这正是群体和价值认同的基础。当时所有的游戏都具有这种特征。1559年的那场狩猎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29日早晨，参加狩猎的大小贵族在古贝维尔老爷庄园的院子里准备上马时，罗贝尔·德·索特瓦斯特(maistre Robert de Sottevast)也赶来加入他们的队伍。但他同时还带了另外一个人来，此人因为一匹小马与古贝维尔老爷发生了纠纷，这天特地来认错并请求宽恕。德·布勒依老爷(sr.de Breully)当场作出裁决，然后他们派康特皮跟来人到瑟堡履行手续，剩下的人则一起出发去打猎。而当猎犬受伤后，古贝维尔老爷就退出了游戏，回来照料猎犬。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跟现代不同的游戏与工作或生活的关系(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