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界限也同样模糊。在这方面，西方学者已经进行了相当充分的研究。他们的基本结论是：一方面，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与信仰和义务相比较，生活的需要永远是第一位的；另一方面，他们的信仰里包含了大量被宗教改革前后的道德家视作异教信仰的民间宗教的成分。不过在持有这些信仰的人看来，这就是正常的基督教信仰，而没有所谓正统与异教之分(27)。这种信仰状况在游戏中有突出的表现，尤其是在传统的愚人节或狂欢节游戏中。尽管古贝维尔老爷并没有提到这方面的细节，但他经历过的瓦洛涅、瑟堡、鲁昂(Rouen)的狂欢节无疑都具有这种特征(28)。不过，日记中明确提到了圣约翰节的篝火，1561年一位律师的儿子和子爵阁下(Sr.viconte)的仆人还卷入了一场因为节日篝火发生的斗殴。因此，它无疑还伴随有狂欢舞蹈和其他迷信仪式。在当时的法国(包括诺曼底地区)乃至整个西欧，这是一个由古老的仲夏节基督教化而来的重要节日，它保留着大量的民间宗教成分。篝火是必不可少的要素，男女老少要围着它唱歌跳舞，做各种游戏，因为这天的篝火被认为具有“净化”的功能，可以祛除灾病，驱邪防患。人们还会把篝火的余烬洒在田里或带回家里，借以保障丰收，或是保护房子不会着火。有些地方甚至还让牛羊牲畜也加入舞圈，或者认为三次兽交可以治愈癫痫症(29)。在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里，这种习俗同愚人节和狂欢节一样遭到全面压制。日记还提到了三十多次节日和礼拜日的队列游行，这些游行具有驱逐深藏在人们内心的恐惧(包括招致灾难的各种未知力量)的功能，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郁的民间宗教色彩。戏剧表演也是如此，因为宗教改革时期的人们发现，民间演出的所谓圣迹剧根本就是亵渎神灵。古贝维尔老爷提到过的魔鬼面具也是后来教会禁令中的重要内容。日记表明，包括教士在内的各个阶层都对这些戏剧抱有极大的热情。而根据当时法国农村的普遍情况，演戏地点如果不是在教堂内，就是在教堂门口的广场上。教士还经常公开参加各种游戏，包括“猜猜我带了什么”。与古贝维尔老爷关系密切的图拉维尔副本堂神甫经常跟村民玩苏勒球或曲棍球到天黑，1553年他还是圣莫尔节比赛的开球者，而在节日进行的这类游戏也是民间的酬神仪式。1554年7月29日，雅克(Jacques)神父、让·弗雷列(JehanFréret)神父等人跟“本教区的所有青年”在奥夫雷家附近打羽毛球。教士甚至还公开赌博。1553年6月8日，古贝维尔老爷在日记中写道：“我看见副本堂神甫菲尔维尔(Firville)跟赫托维尔·德·米利埃(Retoville de Millières)和加特维尔老爷(sr de Gatteville)在寓所的门边上玩骰子。”这些情况表明，当时教会的空间与游戏广场是相通的，而地方教士无论在信仰还是在生活方式上都与普通信众没有根本的差别。教会的空间和人员都是地方共同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与宗教改革之后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
    三 近代的脚步以上研究表明，迟至16世纪中叶为止，至少在本文所研究的诺曼底乡村地区，生活总体上仍旧按照旧世界的节奏进行，近代化进程还没有对它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当时，所有人的基督教信仰都包含着大量民间成分(这种“民间”性是相对于后来“纯正”的基督教而言的)，并且法国王权尚不能在全国范围内提供有效的行政保护的条件下，这个旧世界的生活节奏并非像巴赫金所说的那样是“两种生活”的截然对立。相反，日常生活与节庆生活之间并没有判然的鸿沟，而是自然地融为一体；同时，尽管贵族和教士阶层具有某种特殊性，但总体上说，所有阶层的人都生活在相同的时间和空间里，并共享同样的文化、信仰和生活方式(包括暴力、迷信、生活品位等)。巴赫金所说的“两种生活”如果存在的话，那也是近代化甚至工业化之后的事情。
    不过，随着法国近代化的推进，古贝维尔老爷的生活世界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例如，我们知道，16世纪宗教改革中的加尔文教(胡格诺)是激烈反对游戏的。与当地的诸多上层人士一样，古贝维尔老爷有着明显的胡格诺倾向。他最后一次提到自己参加苏勒球游戏是在1556年。而尽管他身边的人经常去看戏，但除了1550年在鲁昂观看笨蛋社团的表演和1555年在布卢瓦跟国王等人一起观看一出喜剧之外，他基本上从未提到自己去看戏的事。这些似乎透露出地方共同体或群体内部不同阶层、不同信仰的成员之间正在发生文化上的裂变。同样，他特别提到了“学童”这个年龄群体；而“青年”群体尽管也提到，但他们在生活中的特殊角色并不明显。这是否如阿利埃斯所说的，是“儿童”观念正在强化、而“青年”角色正在退化的近代化迹象(30)？
    从游戏本身来说，世俗化是游戏在近代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游戏的起源与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上述研究已经表明，在古贝维尔老爷的时代，许多游戏仍旧具有重要的宗教仪式意味。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游戏的这种仪式性正在淡化，并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世俗化特征。“猜猜我带了什么”原本可能是狂欢节或结婚生子这些重要宗教节庆的游戏，但这时也发生在升官这一世俗喜庆场合。戏剧仍在重要的宗教节庆演出，但也出现在星期日的集市上。苏勒球、曲棍球既是特定节日的酬神仪式，也日益变成星期日闲暇时的娱乐。此外，羽毛球、滚球、九柱戏等游戏的记录也全都是在星期日(31)。这个日子为什么如此特殊？根据日记的描述，这些都是较多人在一起玩的游戏(32)。因此，除了宗教上的原因之外，另一个现实因素可能同样重要：因为这天的弥撒能聚集最多的人。相比之下，诸如老式网球、西洋双陆及其他室内赌博游戏需要的人较少，因而更多地出现在其他时间(33)。
    另一种社会结构的变化则更加明显。英法百年战争以及战争结束后长期的相对和平，使得这个直接面向英国的地区的群体认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此之前，由于王权孱弱、盗贼猖獗、瘟疫肆虐等原因，为了抵御无处不在的实际和想象的威胁，人们以村庄或教区为基本单位组成防御性的自治群体。在这种情况下，群体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并对外界充满了不信任感甚至尖锐对立。任何有可能破坏群体稳定和延续的行为都受到极力排斥。延续到18世纪甚至更晚的针对再婚或与“外人”联姻的吵闹游戏(charivari)习俗，便是这种记忆在民间长久沉淀的结果。百年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群体认同方式。它打破了群体的封闭性，迫使邻近地区的人们联手抵御统一而强大的敌人；而战后的相对和平，加之日益强大的王权提供的有效保护，则使这种开放性得以延续。我们反复看到，不光是梅尼尔和它周围的村庄，也包括瓦洛涅、瑟堡甚至更远的地方，都毫无顾虑地通过各种游戏建立起密切的联系。苏勒球赛的暴力并未造成各方的对立或仇恨，反而维持和增进了彼此的亲密性。在古贝维尔老爷的日记中，我们没有看到基于地域划分的群体对立或仇恨；相反，不同教区或地区的人互相通婚是极平常的事情。诚然，游戏偶尔也会造成小范围的冲突，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在更大范围内的融合。这种群体认同的扩大化是法兰西民族形成的重要一步(34)。
    收稿日期 2012-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