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这副孔代的画作题为《1852年下诺曼底的苏勒球游戏》(M J L de Condé,La soule en Basse Normandie en 1852)，发布于1852年2月28日《插图杂志》(Illustratim)，转引自维基百科网站：http://fr.wikipedia.org/wiki/Fichier:％22La_soule_en_Basse_Normandie％22_1852.jpg,/2012-10-03。
    (17)让·朱尔·朱瑟朗：《古代法国的运动和体力游戏》(Jean Jules Jusserand,Les Sports et Jeux d'Exercise dans l'Ancienne France)，巴黎1901年版，第281页。
    (18)以对抗性的游戏作为酬神仪式，在其他宗教(如萨满教)也十分常见。《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在帕特洛克罗斯的葬礼上举办的竞技游戏也具有这样的意味。彼得·柏克则认为，一直到17世纪时，佛罗伦萨人在忏悔星期二玩的足球(calcio)比赛仍具有特殊的仪式意味［彼得·柏克：《欧洲近代早期休闲的诞生》(Peter Burke,"The Invention of Leis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过去和现在》(Past & Present)第146期(1995年2月)；彼得·柏克：《欧洲近代早期休闲的诞生：回应》(Peter Burke,"The Invention of Leis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Reply")，《过去和现在》(Past & Present)第156期(1997年8月)］。
    (19)引文方括号中的文字为本文作者所加。
    (20)吉尔·奥夫雷和托马·德鲁埃都是古贝维尔老爷的家仆，经常跟西莫内特在梅尼尔附近打猎。西莫内特因为是私生子，在贵族中间地位较低。
    (21)这方面的精彩描述，参见罗贝尔·米桑布莱德著，莉迪娅·科克拉内译：《法国的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1400～1750)》(Robert Muchembled,trans.Lydia Cochrane,Popular Culture and Elite Culture in France 1400～1750)，路易斯安那1985年版，第14～42页。
    (22)一个相反的细节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现象。日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句子是“(今天)我没离开家(je ne bougé de céans)”，但事实上他在这些天却总会到教堂、别人家或田地里去。他所要表达的意思并非他不出自己的房子的门，而是说他没有离开村庄。因此，村庄(即传统的基本社群单位)的界限也就是他所理解的“家”的界限。这种理解可能跟他是该村庄的领主有一定关系，但这只是原因之一。
    (23)古贝维尔老爷和他的私生弟弟西莫内特就有这种行为［参见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法国农民史(1450～1660)》，第224～225页］。这种现象在启蒙时代的威尼斯都还很常见［参见卢梭著，黎星、范希衡译：《忏悔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5页］。
    (24)彼得·柏克：《欧洲近代早期休闲的诞生》；彼得·柏克：《欧洲近代早期休闲的诞生：回应》。
    (25)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著，许明龙、马胜利译：《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30～431页。
    (26)必须说明的是，界限模糊不等于完全没有界限。1561年5月4日，家里所有的仆人都出去玩滚球，没人看家，结果贴身男仆拉茹瓦(Lajoye)挨了古贝维尔老爷一顿棍子。游戏与职守在这里发生了冲突。但我们可以想见，假如游戏是在自家门口进行，那就不会有问题了。
    (27)让·皮埃尔·里乌等编：《法国文化史》II《从文艺复兴到启蒙前夜》，第57～67页。
    (28)我们对鲁昂的狂欢节了解得最为充分，这是因为一位曾担任“笨蛋修道院”院长的人在1580年代出版了《笨蛋修道院的凯旋》(Les Triomphes de l'Abbaye des Conards)(巴黎1874年版)一书，描述了社团在1541年(现代时间)组织的狂欢节的经历。游戏包括盛大、奢华的游行仪式，中间有各种戏剧表演(往往带有明显的“亵渎”性质)和吵闹的音乐，晚间还有篝火宴会。西方学者对该社团有过专门的研究，参见纳塔莉·泽蒙·戴维斯：《作乱有理：法国16世纪的青年团体和吵闹游戏》(Natalie Zemon Davis,"The Reasons of Misrule:Youth Groups and Charivaris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过去和现在》(Past & PMresent)第50期(1971年2月)［该文后来收入作者的论文集《法国近代早期的社会与文化》(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加利福尼亚1975年版］；迪伦·里德：《鲁昂的狂欢节：笨蛋修道院史》(Dylan Reid,"Carnival in Rouen:A History of the Abbaye des Conards")，《十六世纪学刊》(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第32卷，2001年冬季第4号；迪伦·里德：《笨蛋修道院的凯旋：鲁昂狂欢节的精致演出》(Dylan Reid,"The Triumph of the Abbey of the Conards:Spectacle and Sophistication in a Rouen Carnival")，若埃勒·罗洛科斯特编：《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仪式：欧洲、中国和日本的形式化行为》(Jolle Rollo-Koster ed.,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Ritual:Formalized Behavior in Europe,China and Japan)，莱顿2002年版，第147～173页。
    (29)詹·乔·弗雷泽著，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882～895、907～915页。
    (30)参见菲利浦·阿利埃斯：《旧制度时期的儿童和家庭生活》。勒华拉杜里的研究显示，诺曼底是当时法国识字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农民家的小孩--至少是相当一部分男孩--也会去上学，并构成一个特殊的年龄组--学童［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法国农民史(1450～1660)》，第226页］。
    (31)日记分别提到羽毛球、滚球、九柱戏两次、三次和两次，全都是在星期日。其中1550年6月1日(九柱戏)同时也是三一节(jour de la Trinité)。
    (32)古贝维尔资料网认为日记中提到的volerye可能是羽毛球的前身(参见http://www.gouberville.asso.fr/site/themes.html)，但从日记的描述看，这是很多人一起玩的游戏。
    (33)日记提到老式网球五次，全都是在周中，其中两次是节日。
    (34)他的一则日记揭示了这种更广泛认同的重大意义：“1557年6月15日……下午4点，有人来报告说英国人打算在瑟堡附近登陆。我们全部放下手中的活计，把本教区的男人全部召集到瑟堡去……这天，太阳落山后，我带着康特皮、西莫内特和拉茹瓦去通知泰伊和索尔斯梅尼尔(Saulse-mesnil)教区的人到海岸边过夜，本教区和好些个其他教区的人已经在那里了。”战争尽管已经结束一个世纪，但两个国家的敌对状态却长期持续。共同的外部敌人的存在，促成了更广范围内的群体认同。另一方面，在日记的最后一年，宗教战争的爆发使古贝维尔老爷在出行时顾虑重重，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又回归到小范围的封闭状态。由此也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民族认同是如何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