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本型华夷秩序"的建立与中日对峙地缘政治格局的形成早在室町时代末期，日本就已经开始谋求对明王朝的对等外交关系，退出了明王朝构建的封贡体制下的“华夷秩序”。这是历史上日本第一次“脱亚”，与明治维新时期福泽谕吉提出的“脱亚论”一样，背后都隐藏着侵略扩张的目的。(44)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发动了两次侵略朝鲜的战争，挑战东亚地区传统的国际秩序。江户幕府纵容萨摩藩入侵琉球，继续向明王朝主导的东亚地区传统的“华夷秩序”提出挑战。萨摩藩征服琉球后，江户幕府试图通过琉球称臣和朝鲜来朝，在东亚地区构建一种与明王朝对抗的，以日本为中心的新的国际秩序。有学者认为这种以日本为中心的新的国际秩序也是建立在传统的华夷思想的基础上，因此，将其定义为“日本型华夷秩序”。(45)虽然建立在“日本型华夷秩序”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否存在还值得商榷，但是“日本型华夷秩序”对于解释日本在17世纪初试图构建一种新的国际秩序的尝试不失为一个很有意义的学术观点。必须指出的是，“日本型华夷秩序”与建立在封贡体制下，重视礼仪，不干涉内政的传统的“华夷秩序”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日本型华夷秩序”是建立在极端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宣扬殖民扩张，干涉内政，变弱小国家为保护国的强权政治的产物。(46)1614年，江户幕府令萨摩藩起草一封书信，让琉球王国的进贡使以德川家康的名义转交给明王朝派驻福建的军政当局。由于琉球王国违背贡期的规定擅自入贡，进贡使被拒绝入境，这封书信因而未能送达。但是，书信中所表达的内容对于研究江户幕府的对外政策很有帮助。书信中谈到日本与中国的交流历史很长，因万历朝鲜战争而中断了联系，但德川家康夺得政权后，“抚育诸岛，左右文武，经纬纲常，遵往古之遗法，鉴旧时之烱戒，邦富民殷，尔积九年之蓄，风移俗易，而追三代之迹，其化之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酋帅，各无不上书输宾。由是益慕中华，尔求和平之意无忘于怀”，(47)此外，信中还表达了江户幕府准备与明王朝恢复贸易往来，“欲修遣使之交”，希望明王朝不废“中华以大事小之意”，以博爱之心善待海东的黎民百姓之意。一部分学者认为，这封书信表明了德川家康为了能够重新加入以明王朝为中心的封贡体制一直在做不懈的努力。但是，美国学者罗纳德·托比(Ronald P.Toby)指出，这封书信虽是写给明王朝驻福建的军政当局，但是书信完全采用外交文书的格式和汉语文体，足以说明江户幕府是按照当时东亚地区的外交礼节行事，江户幕府认为这封书信必然会转呈给明朝皇帝，所以书信末尾盖上了江户幕府最高统治者德川家康的朱印。但是，书信中未使用明王朝的年号，说明发信者并没有表现出对明朝皇帝应有的尊敬。书信中关于“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逻、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酋帅，各无不上书输宾”的表述，无疑是江户幕府公开向明王朝表明日本在外交上与明王朝的地位平等，以及模仿中华帝国创建的“华夷秩序”，正在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新的东亚地区国际秩序，欲与明王朝在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分庭抗争的态度。(48)实际上，江户幕府积极推动的“善邻外交”只是日本对外扩张的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日本的国家实力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征服亚洲大陆时，日本需要改善与明王朝之间的外交关系。但是，修复邦交、睦邻友好是假，恢复贸易、从中获利是真。因此，当日本希望借助琉球王国修复对明关系，重启对明贸易的企图被明王朝识破后，江户幕府开始摸索在东亚地区构建一个能够与明王朝对抗的、新的国际秩序--“日本型华夷秩序”。
    在江户幕府的构图中，日本要取代明王朝成为新的盟主，琉球、朝鲜、虾夷(北海道)成为其中的一员。萨摩藩入侵琉球正是日本为构建东亚地区新的国际秩序所迈出的第一步。萨摩藩征服琉球王国后，强迫琉球王国纳贡称臣，确立了萨摩藩与琉球王国之间的主从关系。江户幕府之所以允许琉球王国保留形式上的王权体制，就是想利用琉球王国的来朝提高江户幕府的地位。随着万历朝鲜战争后朝日关系的缓和，朝鲜王国经常派遣通信使与日本交流，朝鲜通信使带来的礼品也被江户幕府当作贡品加以夸大，其目的是对外宣传“日本型华夷秩序”的确立。同一时期江户幕府开始向虾夷扩张。从上述种种迹象中不难看出“日本型华夷秩序”的雏形。随着“日本型华夷秩序”的建立，东亚地区中、日两强对峙的地缘政治格局逐渐形成。
    明王朝的衰落和日本的崛起打破了东亚地区的力量平衡。日本于万历年间发动的两次侵略朝鲜的战争，对以明王朝为中心的建立在封贡体制下的传统的东亚国际秩序提出挑战，给东亚地区带来巨大的动荡。由于日本对明王朝与朝鲜半岛建立在地理位置接近性上的特殊地缘政治关系的认识不足和对自身实力的过高估计导致了日本在万历朝鲜战争中的失败。这一失败使得日本意识到以日本的实力还不足以撼动明王朝在东亚大陆传统的盟主地位。于是，日本将战略目标转移到远离明王朝权力中心的琉球王国。地处琉球群岛的琉球王国是明王朝封贡体制中另一个重要成员国，作为宗主国的明王朝理应承担起维护琉球王国国家安全的责任。但是，由于明王朝对琉球群岛地缘战略意义重要性的认识不足，海洋意识淡薄，海防力量薄弱，加上国内战乱四起，政局不稳，财力不足等原因，明王朝无意也无力向琉球王国提供道义上和军事上的援助，使得日本在琉球群岛有机可乘，成功地将琉球王国纳入到日本的势力范围。
    萨摩藩入侵琉球的军事胜利增强了日本崛起的自信。萨摩藩通过对琉球王国的控制，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使得萨摩藩的实力大增，最终成为日本国内强大的政治实体。1868年“明治维新”的成功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萨摩藩在明治维新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萨摩藩出身的政治家成为倒幕维新的核心。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被称为“萨摩阀”的政治势力在日本的国家政治中举足轻重，一直占据着政府和军队的领导地位，并主导了后来的“琉球处分”、甲午战争、“日韩并合”等对东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历史进程。因此，萨摩藩入侵琉球并成功实现了对琉球王国的征服和控制，对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崛起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不可低估。如果说一个国家的崛起表现在该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对外扩张对原有国际秩序的挑战，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萨摩藩对琉球王国的军事征服正是日本对明王朝主导的东亚地区国际秩序的挑战，象征着明王朝的衰落和日本的崛起。
    必须指出，明王朝在对待萨摩藩入侵琉球问题上态度十分消极，对琉球王国未能承担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时表现出的宗主国对藩属国的责任，提供道义上和军事上的援助；对日本除了贸易制裁外，缺乏更有效的反制手段，纵容了其对琉球群岛进一步扩张的野心，最终导致近代日本对琉球王国的强行吞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