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之后，公元前4世纪晚期和公元前3世纪早期的一些著作残篇中，也有部分作品以Historia为标题，但我们不能确定，这是作者本人所为，还是引用他们著作的后人加入，也不能确认他们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该词汇。
    公元前3世纪80年代的一篇铭文中再次出现了historia一词，铭文的内容是莱斯马库斯(Lysimachus)给萨摩斯(Samos)公民的一封信，解决他们与普赖伊尼人(Priene)之间的领土纠纷问题。铭文第十二行中说，普赖伊尼人根据Historia和别的证据及文件证明，巴提耐提斯(Batinetis)是属于他们的。⑨此外，生活于公元前3世纪晚期的菲拉库斯(Phylarchus)也是用这一名称为其作品命名。⑩至此，historia才成为与我们今天的“历史”精确对应的词，即具有了今天专业意义上的含义。
    以上对historia一词所做的词源学追溯表明，(11)“探究”(historia)一词成为“历史”(history)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12)汤普森说：“公元前6世纪是一个知识文化上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希腊人的思想表现开始从诗歌的形式过渡到比较偏重于思维的形式。”(13)既然公元前6世纪是过渡时期，就必定存在着多种思想与方法的可能性，且任何一种思想与方法都还没有完全定型，都还有待于在未来的时间里逐渐成形并具备各自不同的特征。我们于此看到，“探究”这种新的认知方式的确与爱奥尼亚的思想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爱奥尼亚思想的语境是我们理解希罗多德的唯一具有掌控性的语境，更不能进一步推测，将希罗多德与爱奥尼亚的思想家们视作同样的人。虽然我们从不否认赫卡泰乌斯这位前辈对希罗多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以往那种认为从散文纪事家到历史著述这样一个直线发展的模式，现在却受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随着早期希腊著作残篇的系统整理和出版，以前学者认为希罗多德可能引用了大量散文纪事家作品的观点遭到否定。一些以往被认为是希罗多德前辈的散文作家实际上是与他同时代的人，而这种直线发展的模式简化了他们之间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14)总之，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语言学转向对史学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也会因为语言本身的局限，带给这种研究模式其自身所无法克服的欠缺。语言本身并不能产生思想，虽然它有助于我们对思想的理解、讨论的展开。因此，词源学上的考证、语义学的分析是必备的基础，但不是唯一的，更不是全部。纯粹执著于词源学知识，并不一定就代表着更接近于真实。更不能孤立地看待一个词，特别是一个被思想家们赋予了深刻含义的词，它可能在不同时代、甚至在同一个时代的不同思想流派中都会产生变化，(15)事实上，我们已看到，从爱奥尼亚的思想家到希罗多德时代的知识精英对“探究”这个词的理解就不尽相同。一种新认知方式产生的思想背景固然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能在它们之间作同等同质的认定。
    具体到希罗多德，这种“探究”的方法虽非其首创，他也没将其上升为一种理论并系统论证，但他自觉地将其作为叙事的首要方法。自希罗多德之后，那些研究人类过去发生的事件的人，那些研究社会演变的人，都会将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见解加进去。这种对材料的选择、批判是为了给正确的判断和解释提供一个事实基础；而历史学的目的，就是要在事实基础上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从而使它具有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伯里说希腊人“不是最早用编年形式记载人类活动的人，然而却是最早采用批判方法的人。换句话说，他们开创了历史学”(16)。
    尽管希罗多德强调的主要是他探究的“方法”，而非探究之“领域”，但每个知识领域之特殊性很大程度上正是由其方法之特殊性而确立。因此，我们不应该将认识方式与探究对象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看，而应视作一体两面，甚至一体多面。事实上，在希罗多德的著述中，虽然涵盖对其他领域的探究，但“人类的事情”始终是其探究的最重要的领域。因此，无论是在方法上还是在内容上，希罗多德之“探究”与后世的“历史学”，可以认为是契合的。在此意义上，他被称之为西方“历史之父”，一点也不为过。这正如凯利所说：“他不知道他正在开创一种文学流派、一种标准，从根本上说是一门学科，两千年后，它成为科学和专业的基础。”(17)二、希罗多德的“语境”
    近一二十年来，在对于希罗多德当时所处的思想文化语境的讨论中，除了认为他受到爱奥尼亚思想传统的影响外，还有人认为希罗多德很有可能受到了公元前5世纪下半期新兴思潮的影响，这其中以罗萨林·托马斯的《语境中的希罗多德》(18)尤为引人关注。
    在讨论罗萨林的理论之前，我们有必要简单回溯一下古典学界与“他者”理论相关的一些讨论。众所周知，作为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他者”理论几乎成为学术界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这在希罗多德研究中也不例外。阿尔托格等人认为，希罗多德的异域叙述就是为了树立一个相对于希腊人自身文化的“他者”形象，异域的习俗正是确认希腊人自身身份的一面“镜子”(19)。保罗·卡特里奇也认为，“自我”与“他者”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贯穿于希罗多德的异域叙述之中。(20)在此基础上，瓦苏尼亚进一步发展了这种研究思路，认为从希罗多德直到亚历山大时期，在希腊人的表述里，埃及一直都作为希腊的“他者”而存在；(21)并由此推论，正是由于希腊人长期以来将埃及视作“他者”，这推动了亚历山大大帝对埃及的征服，甚至影响到了1798年拿破仑对埃及的远征。乔纳森·霍尔结合“他者”的理论与“身份认同”的问题，认为希腊人一方面通过对自身历史的认识来重构自己的谱系，另一方面则通过作为对立面的“他者”来认识自己的特征。(22)伊迪丝·霍尔等人也强调，希波战争后，希腊人通过逐步建构起一个蛮族的“他者”形象，从而实现对自我的界定。(23)然而也有许多学者对这种思路提出了质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伯纳尔，他认为希腊文明深受埃及和腓尼基的影响，由此判断希罗多德异域叙述的目的是找寻希腊文明的埃及源头。(24)与此观点相类似的学者还有罗萨丽亚·穆森，她认为希罗多德的异域叙述并不为了强调希腊人与异族的不同，恰好相反，他是在找寻两者间的相同之处。穆森还进一步指出，希腊人与异族的语言甚至是可以转换的，以此来证明希罗多德的写作目的并非是在强调“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立。(25)罗萨林·托马斯则彻底抛弃了“自我”与“他者”或对立或交融的语境模式，转而强调要将希罗多德置于“他的语境”(his context)当中，即希罗多德所处时代的希腊语境；并断言希罗多德的叙述不仅受到前苏格拉底哲学的影响，更是深受他生活于其中的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的新兴思潮，如希波克拉底派医学以及智者学派的影响，特别是后者。托马斯认为，希罗多德的异域叙述是为了反驳希腊人内部将异族蛮族化的认识，他以最古老的埃及作为分析对象，不仅可以由此建立起其探究结果的权威性，而且也将探究结果由遥远的过去推至当时。托马斯认为，希罗多德的语言风格、叙述方式其实具有很强的论争性，他不仅使用了与智者相同的概念及思维模式，讨论了相同的问题，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总之，托马斯认为他叙述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由此，她将希罗多德也视作一名智者。(26)然而，托马斯著作为人所诟病之处在于，她分析的主要是希罗多德的异域叙述，并未涉及希罗多德叙述中的另一条重要线索，即“人类的功业”，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也使其论著的说服力打了折扣。(27)我们可将托马斯的论述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从修辞学的角度对古典作家及其著述进行论述的潮流结合起来看，这一学术思潮曾在美国引来大批的追随者，至今仍不乏其人。这是一种研究思路的重大转向，它使得希罗多德研究从实证主义的考察转向了语言学上的辨析，即从讨论希罗多德的叙述是否真实转向追问希罗多德为何那样叙述?的确，这一视角不能不说是对古典作家的理解中一种另辟蹊径的做法，有着方法论上的积极意义。但这并非是今日学者的“洞见”，事实上，古代书写形式中修辞所占的重要地位为历代学者所洞悉，且不说古典作家中有哈里卡那苏斯的狄奥尼修斯、琉善对此专门的论述，后世如耶格尔、汤普森、莫米里亚诺等大家也都曾提及。但由此就将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称之为智者或修辞学家，则不能不说是当代学者的“发明”。
    事实上，西方史学在专业化之前与文学之间的差异并不十分明显，也不十分严格，应该说，希腊罗马的古典史学几乎从一开始就与修辞学联系在一起。古典史家们将修辞学的技巧运用于历史写作之中，力图把第一手的史料和记忆转换成可读性较强的叙事，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有意义的分析，于是，富于文采、讲究修辞几乎成为古典史家所共同关心的一件大事。凯利认为，这种历史学与修辞学之间的关系与20世纪60年代的“语言转向”以及当代所谓“新修辞学”的观点有许多类似之处。由此，他认为：“这些文学和对‘话语’的关注当然是西方史学传统恒久的，或者说是反复出现的特征。”(28)凯利的话表明了西方学术界的一种趋势：近二三十年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以及相关语言学理论的推动，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强调修辞学与古典史学之间的关系，以及修辞学元素对理解古典史学的重要性，并将这种解读的方式具体运用于不同的古典史家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