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与史学的结合的确使历史叙述和分析变得更为完善与合理，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修辞学对古代历史学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都不能否认古典史家所从事的仍然是历史书写，而非撰写修辞学文章。哪怕是对于修昔底德而言，对修辞手法的运用、对悲剧诗人笔法的借鉴，也仅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而非其著述目的之所在；我们不能据此以为，他是在写作一篇纯粹遵循修辞学原则的作品或是在创作悲剧。事实上，无论从方法上还是思想上，无论是希罗多德还是修昔底德，他们自始至终都是一种新的智慧探寻方式的自觉实践者，他们有自己明确的叙事逻辑(即史观)、对自己这种“探究”式的历史写作有着清晰的认识。而这种“探究”即是后世学科化以后所称之为的“历史研究”。实际上，就如同苏格拉底一样，虽然从古至今都有人将其视为智者之一，但学界主流仍将其作为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我们也不能因为希罗多德使用了修辞的手法或具有某种文学的风格，从而否认其古典史家的身份和地位。
    此外，在论述希罗多德所处思想文化语境的著作中，无论是托马斯所强调的“他的语境”，还是那些提出“他者”与“自我”或对立或交融观点的学者，他们大多是在运用一些当代的概念去分析古代文本，(29)观照希罗多德时代知识精英的思考，并聚焦在对一些概念或词语的辨析上，由此得出或顺应或反对的结论。这样的思路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行的，或许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问题是，他们在有意无意之中或多或少地脱离了那个时代的历史与社会的大背景，即城邦的语境。让-埃尔·韦尔南曾指出：“城邦在公元前8世纪至前7世纪的出现本身，就标志着一个开端，一个真正的创举；它使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呈现出新形态，后来的希腊人将充分体会到这种形态的独特性。”(30)的确，城邦制的建立及其特征，正是希腊古典文明得以产生、兴盛，又终至衰落的根源所在；同时，城邦社会也是希腊人思想及叙述方式发生变化的社会大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希腊人有了对自身历史及其周边世界进一步认知的渴望。当然他们对于“历史”的理解有着那个时代、那种国家形态下的鲜明特征。倘若抽离了这一大的时代背景，那将致使所有的讨论如同一场场在思想的空中楼阁中所展开的大辩论，显得华丽而苍白。(31)三、在诗与史之间将希罗多德从传统史学史的视角中脱离出来转而探讨希罗多德的叙事方式的学者认为，关键不在于希罗多德说了什么，而在于他是怎么说的。于是，有学者重新强调希罗多德与荷马的相似性。这在当代学者中以哈佛大学古典学教授格里高利·纳吉为代表，他主张将希罗多德从修昔底德、色诺芬、波里比乌斯等为代表的希腊史学史发展脉络中脱离出来；而将其文本置于文学史的背景下进行解读，认为希罗多德与品达代表的弦琴诗、荷马代表的史诗是一脉相承的。(32)然而，实际上，这也并非是现代学者的“发现”，早在古代，希罗多德就被认为是“最荷马的”。首先，就形式而言，《历史》是荷马式的。略举几例：其一，开始的卷首语使用了有类似史诗中“序诗”结构，同样是为了宣告其著述的目的，并由此展开主题。其二，在《伊利亚特》中，我们经常看到，在介绍某位英雄时，总会追述他的祖先及其家世。在《历史》中，希罗多德对于书中重要人物也如此处理，比如，对在温泉关战役中牺牲的斯巴达王列奥尼达、波斯王薛西斯等，都花了不少笔墨来介绍其家族谱系。(33)其三，《伊利亚特》第十七卷一整卷的主题就是双方为争夺阿喀琉斯的朋友帕特洛克罗斯的遗体而战，为此双方一共进行了4次争夺战。而《历史》第七卷第225节写到斯巴达军队和波斯军队为了争夺列奥尼达的遗体混战了4次。这样的战斗或许确实发生过，但为什么这么巧，也是4次呢?其次，在题材方面，《历史》也与荷马史诗相类似，因为它们都描述了希腊人与非希腊人之间的大战，希腊人都最终取得了胜利。再次，在叙述手法上，希罗多德在很多地方也是学习荷马的。比如，荷马对奥德修斯返乡途中所遇到那些国家民族风土人情的描写，让人自然联想起《历史》中的类似章节，只是，前者想象的成分更重些，但是这种风格的类似非常明显。此外，希罗多德也使用爱奥尼亚的方言写作，尽管学者们考辨认为其所使用的爱奥尼亚方言与《荷马史诗》中所用的爱奥尼亚方言有所不同。
    除了形式上相似外，希罗多德似乎也与荷马一样，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讲故事的人，而不是一位作家。因此，初读《历史》时，一位抱着纯粹以听故事为目的的读者，肯定会比一位想探寻古代历史的读者能获得更大的享受。事实上，在希罗多德的时代，讲述和写作可以理解为是大体上重合的两个概念，讲述甚至包括了写作。“写作”只是“讲述”的准备状态；“讲故事”是“写东西”的高级形式，或者说是完成形式。讲述者和听众，有着一种当下的、直接的、即时的交流，而非后世的读者，只能通过书面文字去认识作者。据记载，希罗多德曾在人群聚集的雅典广场上当众朗读他的作品，获得一致好评，为此他还受到了奖赏。此外，希罗多德的叙事中多次出现的“环状结构”(ring composition)，比如爱奥尼亚在全书中的三次被征服和两次反抗等，这也是其作品可能进行过口头表演的证据。这种环状结构曾大量出现于之前对史诗的吟唱表演之中，这种重复出现的部分不仅可增加口头表演的生动性和丰富性，更是为了便于表演者与听众对其内容的记忆和理解。弗雷德里克·克罗伊策更进一步指出，希罗多德与荷马不仅在叙述的安排上，更在精神上、因果关系上都是一致的。他认为，“希罗多德从一开始构想撰写希波战争直到最后完成他的计划，不时出现于他的头脑中的是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34)。
    然而，如果我们只是指出希罗多德与荷马的相似之处，那么，作为一种新的认知方式的historia，其首创性何在?希罗多德固然崇拜荷马，力图以他为楷模，并在许多地方模仿他，但他们两者及其两部作品之间却有着根本的区别。我们以卷首的序诗和序言为例分析。
    荷马以呼唤缪斯女神作为全诗的开头：“女神啊，请歌唱佩琉斯之子阿喀琉斯的致命的忿怒。”(35)进而又一次向女神恳求：“居住在奥林波斯山上的文艺女神啊……你们是天神，当时在场，知道一切、我们则是传闻，不知道；请告诉我们。”(36)由此可见，荷马的全部叙述本质上都是在转述神的回答。而希罗多德则在一开篇就首先声明：“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录下来。”(36)值得注意的是，首先，希罗多德在此以自己的名字和籍贯取代了对缪斯女神的呼唤，并且还明确地告诉读者，这是我的“探究”(historia)，即是说，这成果是属于“我”的，而非代神立言。同样是讲述过去发生的事情，“史诗”和“历史”的分水岭就在于到底谁是话语的主宰?是神还是人?只有当人成为真正的讲述者时，真正的“探究”即“历史”才有可能开始。正是因为加入了个人的思考和判断，原来泛义的historia一词才有了全新的含义。康纳据此推断：“如果这是历史这一事业的起源，那么，历史学家就不仅仅是古物学家和人种学家，而且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即通过他们的公平评判，使社会趋于一致。”(37)其次，希罗多德所想要研究的是人事而非神事，他著述的目的就是保存人类的“功业”(erga)，使之不被“遗忘”，且记录下来的东西应该是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因此，“有关于人的事务”、特别是“值得纪念的重大事件”，便是他着力想要保存下来的“人类业绩”。这一方面告诉我们，“探究”这一新的叙述方式的出现意味着希腊人或希腊社会的兴趣和注意力的转移，即从对神、人的关注转向了对人的全面关注。(38)另一方面则表明，在记录之前，事件经过了人为的筛选，而这种有意识地搜集、陈列事实的行为恰好是历史认识的第一步，也是历史研究最基础的一步。因为“当一位历史学家试图进行历史叙述时，通过亲见(感知)、听闻(由说者的回忆而获得的想象)或阅读(由符号而获得的想象)，在头脑中保留或构成大量的历史现象(历史印象或历史图景)，他不可能一一详述；因而，不得不围绕着自己设定的叙述中心与认识目的，对历史现象进行有选择地描述，并将它们符号化为历史文本”(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