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他特别强调要将希腊人和异邦人发生纷争的“原因”(aitie)记载下来，这表明其所记载的，除了单纯的事件之外，更重要的是探究事件发生的原因。史诗中诗人是向女神求问有关阿喀琉斯愤怒的原因，他说：“你们是天神，当时在场，知道一切。我们则是传闻，不知道；请告诉我们。”诗人在此对真相的探究是求助于神灵。而希罗多德则试图以自己的“眼见”和“听闻”来“探究”希腊人与波斯人发生纷争的原因。因此，诗人与希罗多德对于原因的认知源头就产生了区别，换言之，这是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式。希罗多德的认知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自己的亲自观察和理性判断，而非单纯地代神立言，或是凭借神圣的记忆来还原英雄的事迹。
    如果我们同意维科所认为的，人类从以感觉和想象为主而“缺乏反思能力”的野蛮思维，过渡到具有“充分发展的人类理性”的文明思维，其特征是“思考”与“观察”，这在历史学科中，就表现为求“信”的目的，即确凿可凭性，它必须通过仔细的观察、证据的检验和理性的批判才能成为最确凿可凭的知识。(41)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希罗多德所做的“探究”就正好介于诗与史之间，希罗多德的时代还没有出现那种对于“历史”加以紧密及连续编排的明确意识。因此，作为历史书写的发端，希罗多德的《历史》既不再完全等同于荷马史诗以神话思维为框架的“诗性的历史”，又尚未成为“学科化的历史学”(42)。总之，由于希罗多德生活的年代离学科化的时代还很遥远，他本人的认知方式及其著述方式也都处于史诗与历史写作的中间过渡期，或史诗、史学、戏剧以及修辞、哲学等各个领域尚未严格划分开来的知识混合期。因此，其著作必然会呈现出多种特征，涉及多重范围，他叙事中的不完整性以及叙事中的戏剧化安排等，正好说明当时正处于一个历史学的混沌的发生期。
    四、结语：作为智慧探寻者的希罗多德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公元前8至前3世纪是一个思想十分活跃、文化异彩纷呈的时代，雅斯贝斯称之为“轴心时代”。在这一时期，“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里特和柏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43)。对于这种人类精神的觉醒，刘家和是这样定义的：“所谓人类精神的觉醒，乃指人类经过对自身存在的反省而达到一种精神上的自觉。”(44)的确，经过公元前6世纪的爱奥尼亚知识革命之后，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社会，各类知识精英以更大的激情、更敏锐的观察力、更富创新的活力对人类精神--即智慧展开了多角度的探索，而希罗多德所做的“探究”就可视为其中的一种。这种新的认知方式虽仍具有宽泛的含义，但同时也开始具有了“历史研究”的意味，它与现代史学之间有着实质性的关联与承接关系，同时也具有那个时代不同于今天的一些特点。
    本文的目的并非阻止对希罗多德及其作品提出质疑或新的解释模式，(45)只是希望提醒读者：一方面要尽可能多地关注古典史家所处的时代与语境，认识到他们与现代史家在目的和方法上的差异，不要纯粹以现代人的思维去理解古人；另一方面也需要对古典史学与现代史学的联系与区别有更为清晰的了解，不要将人类古今的精神世界完全隔绝。
    应该说，在希罗多德研究中的两种思路各有其优缺点，同时也并非完全不可调和。传统史学史的思路注意到了一种认知方式在人类思想史上的发展演变中的内在逻辑关联，但它也会使我们从某些现代有关“历史”的观念出发，以现代人的思维框架去猜度古人，从而产生误读。20世纪后半期兴起的研究新思路充分注意到了古典作家所处的“语境”，这种研究视角在追问希罗多德为什么要那样叙述时，力图从当时的学术传统与写作风格入手加以考察。但是，希罗多德的“语境”不应该只是单纯地指当时的某种主流哲学思想所营造出来的语境，还应该有其他的因素。将希罗多德的探究简单地归结为“爱奥尼亚思想的产物”、“是智者语境的体现”或“荷马的模仿者”等此类结论，并使之分别成为具有掌控性的历史语境，这过于绝对，有失偏颇。因为任何时代各种思想流派都处于一种复杂的关系网中，其关系可能是互补的，也可能是对立的；此外，还应该考虑到那个时代的历史及社会背景对知识精英的考问，否则单方面的考察就会变成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理解。对希罗多德及其著述作思想史的考察，不能只是局限于当时横向的思想文化语境，还应该放在整个西方思想史演变的历时性发展中去看，这样的理解才可能更为全面地把握某种思想的脉络，而不致将其割裂开来而显得碎片化。总之，我们应该将问题放在一个动态且相互间具有兼容与对抗的关系中做进一步深入的讨论。
    在古代希腊，历史书写从“诗”到“史”这一过程基本上是与古希腊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即从神话思维向理性思维的转变过程是一致的。这一转变是如何完成的?两者之间的关系怎样?传统的观点认为是一种裂变的关系，理性思维完全取代神话思维。但自20世纪以来，该观点受到批判，学者们认识到实际上这一转变的过程经历了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几乎涵盖了城邦时代最重要的大部分时期，其体现可以说是方方面面的，非理性与理性在希腊人的生活中并存，神话思维并未彻底被理性思维所取代，而是有一种继承性的转变，并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这种平衡在我们今天称之为文学、政治学、哲学和史学领域中都有所体现，各种新思潮及其认知方式不断涌现，且呈现出一种相互交叉、彼此影响的复杂局面。当时，并没有出现以某一种思想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情况，各种思潮一方面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中各自进行着不同的智慧探索；另一方面各种思想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借鉴，彼此对抗着。将希罗多德的“探究”界定为一种“在诗与史之间”的认知方式，这一认识并非是一个线性的认识模式，恰好相反，它包含了对《历史》更多纬度理解的可能性。
    在那样一个尚无有明确学科边界的前学科化时代，若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希罗多德的著作的确不完全符合现代“历史学”的标准。但正是他在其探究中确定了史学的基本任务，即记载人类的重大历史事件，揭示重大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也正是其探究(即历史的)实践，为后人提供了如何有效收集与处理史料的最初范例，以及初步的史料批判精神与人本史观。他还为后世缔造出虽然结构松散但具有基本主题的叙述史体裁的体例，这成为后来西方传统史学的正统体裁。虽然希罗多德的《历史》并非他为自己的著作所取的书名，他也不是为了要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家”而写作，但他的“探究”毕竟尝试并开创了一种观察和记载人类行为和言说的方式。这种作为一种新文学形式的“探究”，成为表达希腊人历史思维的最好方式，而由此所形成的“历史书写”也成为轴心时代希腊人创立的诸多新的探寻智慧的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