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出现经济史，这是对兰克史学传统的第一次突破，因为它以经济变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突破了兰克史学中的“政治史”传统。经济史一经出现就流行欧美，到20世纪初发展成强大的史学流派，比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托尼就是经济史学家，他从经济史的角度讨论问题，解释16、17世纪英国的重大变化。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另一种史学新流派--文明史观出现，以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为代表，斯宾格勒的代表作是《西方的没落》，汤因比的代表作是《历史研究》。文明史观认为，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历史上出现过多种文明；不同文明独自发展，彼此之间联系不多。各种文明都有其优势、也有其劣势，并且有发展的周期与轨迹。文明史观是对兰克史学中“民族国家历史”的突破，在文明史视野下，历史研究的范围不是民族国家，而是文明。文明史观认为历史是一种循环运动，每一种文明都有其发生、发展、兴盛到死亡的生命周期，如同生物一样。这与兰克及其西方史学先辈(如黑格尔)的线性史观有很大不同，并构成了对“历史规律”的重大冲击。西方主流历史观一向认为历史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体现为从东方的早期文明、向西方的现代文明发展。文明史观却对西方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造成了巨大冲击。
    20世纪下半叶年鉴学派兴起。年鉴学派起源于法国，一度风靡全球，影响了几代人对历史的看法。年鉴学派的第二代领头人是布罗代尔，其最著名的代表作是《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年鉴学派的出现也是对兰克史学的巨大冲击。布罗代尔提倡“总体史”，认为只研究政治史不足以理解人类的历史，人类活动也不限于政治活动；受环境等多方面的制约和影响，人类活动非常复杂，而这些都属于历史的范畴，是历史学应该关心的内容。布罗代尔把人类活动空间分为三类：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个人空间。地理空间除了气候、地理、环境等因素，还包括制度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规范、传统、规约等多方面内容；人类在地理空间中活动，同时又受其制约。地理空间的变化极其缓慢，往往需几百年、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过程。社会空间指的是人类的社会经济状态，包括经济状况及发展趋势、社会现状、社会现象等，这一空间也强有力地影响着人类活动，是历史考察的重要方面。个人空间与个人密切相关，人类在个人空间中演绎一个个事件，其情节跌宕起伏，像一出出精彩的舞台剧。个人空间往往是历史研究者最关注的方面，但在布罗代尔看来，个人空间却最不值得关注，因为它不能体现历史的实质，不能反映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和方向。布罗代尔还提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的理论，他的视野从天上到地下，包罗万象，其范围包括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甚至超出了人类活动，布罗代尔不仅突破了兰克史学中“政治史”的传统，而且突破了兰克史学中“民族国家历史”的传统。年鉴学派的影响很大，当代西方历史学中很多流派都是在它的影响下滋生出来的，如社会史、环境史、心态史、文化史、妇女史、计量史等。现代历史学对历史的理解已经大大扩展了，人们现在认为人类的所有活动都属于历史考察的对象，而不仅仅是政治史，年鉴学派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继年鉴学派之后，西方史学界又出现几个重要流派，并在当时都产生很大的影响，其中包括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史、20世纪80年代的新文化史和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史。
    社会史分为两种，第一种主要关注衣食住行、日常生活，代表人物是英国历史学家屈威廉。屈威廉所著《英国社会史》其内容就是衣食住行，是典型的这一种社会史著作。第二种社会史为更多的历史学家所熟悉，其内容其实是“除政治史以外的所有历史”。这种社会史的代表人物是英国历史学家阿萨·勃里格斯，他也写了一本《英国社会史》，其中基本不谈政治史，而将政治以外的其他方面都纳入写作。这种“社会史”风行于20世纪60年代，它将政治史排斥在研究范围之外，是对兰克的“政治史”的刻意突破。
    社会史对兰克史学的“科学”研究方法也有部分突破。在兰克看来，只要有坚实的史料，进行科学的鉴别，实事求是地写作，就能写出真实的历史。社会史也强调史料，但它使用的史料却没有那么坚实，其可靠性也难以确定。社会史考察的大多是普通人的普通生活，而这些历史大多没有文字记载，即使有，也是只言片语，并且很难判定其真实性。社会史大量使用此类史料，并使用众多的非文字材料，比如器物用具，口传记忆，乡土人情、风俗习惯等，将这些材料纳入史料的范围是对兰克的重大突破，今天，人们对“史料”的理解也大大拓展了。
    社会史与布罗代尔提倡的“总体史”有承接关系，它扩大了历史学观察的对象，也扩大了人类对历史的理解。它还造成另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即关注普通民众，关注小人物和小事情，从而扭转了历史学长期以来自上而下的倾向。从这个方面看，社会史是很有意义的。
    但社会史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基本上是陈述性、描述性的，缺少思辨，不讲究对历史的阐释框架。社会史属于“小历史”，不像布罗代尔那样提倡“宏大叙事”，宏大叙事主张历史学家不仅要追考历史事件中的细小情节，更应该追求历史的大线条，梳理历史的发展方向。从这个角度看，社会史虽然有意义、很有意思，但缺乏整体性的深层次思考，因此时而显得破碎、不成体系，虽说读起来并不枯燥。
    新文化史在20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到现在仍对史学界有很大影响。最近一段时间它逐渐被中国史学界所熟悉，一些新文化史作品也被翻译成中文，有更多的人开始了解新文化史。
    新文化史之所以被称为“新”，是相对于以前的“旧”文化史而言的。文化史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伏尔泰的《风俗论》《路易十四时代》等著作，就在很大程度上从文化的角度探讨历史，属于文化史的范畴。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更是纯粹的文化史著作。这一类文化史书写群体，阐释民族精神、气质、文化特性等。新文化史却把群体特征丢掉了，转而注意小人物的小事情，其写作强调趣味性、可读性，仿佛在写小说。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被很多人看做是新文化史的起源，这本书记录了几百年前在法国蒙塔尤这个村庄发生的包括衣食住行在内的琐细小事。勒华拉杜里是第三代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抛弃第二代年鉴学派提倡“总体史”的大气派，开启以个人琐事为中心的先河。
    新文化史的代表人物包括美国的娜塔莉·戴维斯和罗伯特·达顿。戴维斯的代表作是《马丁·盖尔归来》，达顿的代表作是《猫的大屠杀》。《马丁·盖尔归来》写了一个离奇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假马丁因为得到马丁妻子的承认而被接受，成了她的丈夫。以前人们对这个事件的解释，通常认为是这个妻子太愚蠢，以至于连自己的丈夫都认错了。戴维斯却选择了另外一种解释途径：一个长期守候、欲火难熬的妻子明知道假马丁不是自己的丈夫，却仍然选择留下他。但这个结论却引出很大的问题：作者拿不出史料去证明自己的说法，也没有人知道妻子的真实想法，由此而得出结论，其结果只能是推论。不过，这样就牵涉到历史学的根本问题了：在缺乏史料的情况下怎么能得出结论呢？面对质疑，新文化史反问道：难道有史料，就能写出真实的历史？有谁能够保证，史料都是百分之百地真实、都能反映真实的历史？新文化史认定所有史料都是不可靠的，都不能表现真实的过去；所以，写历史就如同写小说，只要写得好看就行了。
    新文化史背后有一种观念的支撑，这种观念相信：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横亘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它把现在和过去分开，让人们不可能知道过去。历史学不同于科学，人类可以用科学的手段了解自然，是因为实验的结果可以通过同样的手段不断得到验证；但历史一旦成为历史，它就不能重复了，任何方法都不能将它复原。于是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去撰写历史，而写出来的历史都不是真正的历史。由此可见，新文化史在所有方面都抛弃了兰克的史学传统，对新文化史而言，历史既不是科学的，也不是政治的，更不是民族国家的，兰克史学到这里就荡然无存了。这是一种历史观的完全变化，它挑战了兰克史学的根基，也挑战了整个历史学的根基。很多人认为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尽管后现代主义历史理论十分庞杂，各执一词，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完全背弃传统的历史学。这种背弃不仅意味着对兰克史学的彻底否定，也意味着对整个历史学的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