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宗主教还可处置本教区经济事务。这种特权在该时期的史料中屡见不鲜。6世纪的历史学家，担任安条克宗主教格里高利顾问的埃瓦格里乌斯就多次在著作《教会史》中提到安条克宗主教任意使用教会财产的情况。如“当皇帝查士丁二世批评安条克宗主教阿纳斯塔修斯滥用教会财产的时候，后者公开辩称这是为了避免让可恶的(皇帝)查士丁挪用教产”。再如，“安条克宗主教格里高利经常慷慨地捐献金钱，在所有场合都表现的极为大方”等。(12)格里高利的教友，以弗所主教约翰也在自己的作品中批评格里高利主教利用教会的财产满足公共享乐，甚至还“准备大量的金银和无数贵重的服饰作为礼物”用于行贿。(13)这也在侧面表明，宗主教拥有处置教会的财产并决定其如何使用的权力。
    正是因为拜占廷教会内部开始出现了层级分明的等级制度，因此随着主教间平等关系的打破，宗主教与下级主教之间开始表现出明显的隶属和主从关系。在后者与前者发生矛盾时，很多情况下下级主教会选择委曲求全，尽量避免与宗主教发生直接冲突。埃瓦格里乌斯就记载了5世纪末安条克宗主教塞维鲁和下属主教之间的一件趣事。当时安条克治下的埃比法尼亚主教科斯马斯和附近的一些主教反对塞维鲁的基督一性论主张，因此他们联合撰写了一封申诉信，但是因为害怕宗主教的权势，却没人敢将信交给塞维鲁。最后，“他们将传递这份文件的任务交给埃比法尼亚的第一副执事奥勒良。但是因为他畏惧塞维鲁宗主教的高贵身份，因此在到达安条克城之后他穿上了妇女的衣服来拜见塞维鲁。他(奥勒良)忸怩作态，在伪装掩护下将这封信递交给他。之后趁人不备他离开了人群，并且在塞维鲁看到信的内容之前安全地逃跑了。”(14)这种下级教士对宗主教地位的畏惧由此可见一斑。
    总之，五大教区的最终形成和层级分明的体系虽然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各教区之间平等的地位，并压缩了其自由发展的空间，但却产生了严明的纪律和更为高效的管理，这对基督教会在这一时期的高速扩张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如上所述，君士坦丁堡教会伴随着拜占廷帝国五大宗主教区的形成逐渐兴起。但它最终后来居上，取得帝国东部宗教中心的地位，还与拜占廷帝国早期基督教会内部的教义争端密切相关。基督教教义在形成发展与稳定的过程中曾经出现多次重大神学争论，君士坦丁堡教区一直积极参与乃至引导这些争论，最终借助5世纪重大的基督一性论争端，成功地战胜了东地中海基督教世界的神学中心亚历山大里亚，奠定了自身的地位。
    拜占廷帝国的宗教中心在帝国建立之初位于西部地区。罗马教会凭借其使徒教区的身份和悠久的传统在基督教世界获得了首屈一指的地位。它不但能够直接领导东至塞萨洛尼基在内的帝国西部的诸教会，同时和东部的亚历山大里亚教会也有传统的联盟关系，并可借此对东部其他诸教区施加影响。
    然而，在公元381年召开的第二次基督教大公会议影响了罗马作为宗教中心的地位，会议通过的第3条教规宣布：“君士坦丁堡教区的地位仅次于罗马，因为君士坦丁堡就是新罗马。”(15)这一决定标志着君士坦丁堡教区开始走向争夺基督教世界领导权的道路。
    显而易见，君士坦丁堡教会地位飞速的攀升是对罗马教会的一大挑战。因此，为了维护和巩固自身地位，从4世纪末到5世纪初的一段时间内，罗马主教一直试图和其东部的盟友亚历山大里亚主教联手遏制君士坦丁堡教区的发展。罗马教会和亚历山大里亚教会都以使徒教区著称，且有着深厚的传统关系。在君士坦丁堡主教获得仅次于罗马主教地位的同年，罗马主教达马苏斯就指使治下的塞萨洛尼基主教阿斯科里乌斯联合亚历山大里亚主教提摩太攻击德高望重的君士坦丁堡主教格里高利，最终迫使其辞职。(16)此后，它们又多次攻击君士坦丁堡教会。公元404年亚历山大里亚主教塞奥菲鲁斯利用君士坦丁堡主教“圣金口”约翰与皇后的矛盾使他先后两次被皇帝放逐，(17)直至客死他乡。公元431年在以弗所大公会议上，面对聂斯托里神学争端，足智多谋的亚历山大里亚主教西里尔在罗马主教凯莱斯廷的协助下联合其盟友以弗所主教门农，罢免了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托里，(18)罗马和亚历山大里亚的联盟不断取得胜利。这一事实表明，直到5世纪30年代时，尽管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宗教地位不断提高，但是罗马和亚历山大里亚宗主教依然是众主教中最有影响力的主导者。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以弗所大公会议结束之后，东部诸教区中率先对罗马教会进行挑战的并非君士坦丁堡，而是罗马的传统盟友亚历山大里亚教会。在第三次大公会议后，君士坦丁堡教会和罗马教会的关系在其后的20余年间波澜不惊，没有进一步的冲突出现。东部的另一大宗主教安条克主教则只是希望确保自己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地位，对于争夺基督教会的最高领导权没有表现出兴趣。反而是罗马教会和亚历山大里亚教会密切的关系随着政治利益的变化最终改变。尤其是亚历山大里亚主教西里尔于444年去世后，其继任者狄奥斯库鲁志大才疏，一心追求基督教会的最高领导权，这使罗马主教产生了不满，进而开始调整对亚历山大里亚教会的态度。双方逐渐积累起来的矛盾最终在基督一性论争端中爆发。
    当亚历山大里亚神学家尤提克斯发展了西里尔的神学思想，提出“基督一性论”的观点后，狄奥斯库鲁立即加以支持，然而罗马主教利奥却对此严加反对，并暗中支持君士坦丁堡主教弗拉维安于公元448年召开宗教会议谴责尤提克斯。这无疑是罗马对狄奥斯库鲁的警告。然而，狄奥斯库鲁对此视而不见，在一年后的第二次以弗所基督教会议上，他依仗皇帝塞奥多西二世的支持拒绝宣读罗马主教利奥提交的信件，更将得到罗马教会支持的弗拉维安放逐后迫害致死。(19)他甚至得意忘形地宣称：“与其说国家是皇帝的，还不如说是我的！”(20)这样，罗马教会和亚历山大里亚教会长久以来的联盟正式破裂，与此相对，罗马教会和君士坦丁堡教会在反对基督一性论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共同利益。在451年召开的卡尔西顿大公会议上，罗马主教利奥的特使和君士坦丁堡主教一起与亚历山大里亚主教狄奥斯库鲁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埃瓦格里乌斯在作品中记录了利奥的特使宣读的一篇针对狄奥斯库鲁的檄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矛盾已然不可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