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研究重点从荒野和农村转向城市，美国环境史的研究范式发生了明显变化：从注重物质层面的分析转向注重社会层面的分析；从强调生态环境变迁及自然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转向强调不同社会群体与自然交往的种种经历和感受；从以生态和经济变迁为中心转向着重于社会和文化分析；从重视自然科学知识转向运用种族、性别和阶级等分析工具。总之，环境史越来越接近社会文化史。这一范式转换，被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理查德·怀特称为“环境史的文化转向”。①时至今日，环境史与社会文化史的融合已经成为美国环境史研究最明显的趋势，文化转向被研究者广为接受。文化转向在使环境史走向主流的同时，也削弱了其原有的一些特色。文化转向直接关涉环境史研究的未来发展，在环境史学界引发了广泛争议。现对近20年来美国环境史研究文化转向这一现象的主要表现、兴起背景及其利弊得失予以评述。②一、文化转向及其主要表现环境史研究的文化转向，主要是指环境史与社会文化史的融合。它将自然作为一种文化建构加以探讨，并强调将种族、性别、阶级、族裔作为分析工具引入环境史研究，侧重探讨人类历史上不同人群的自然观念及其与自然的互动关系。
    理查德·怀特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环境史最主要的变化“或许可被称为文化转向”，主要表现为“在早期环境史研究中不见踪影的文本、故事、叙事，受到了关注，同时，研究重点从荒野转向了人工景观”。③怀特提出“人工景观”(Hybrid Landscape)，实际上是要表明人与自然的边界模糊，文化观念在环境变迁中发挥着影响。
    早在1990年的一场学术讨论中，环境史的文化转向就已初露端倪。《美国历史杂志》1990年第4期刊发了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的《地球的变迁：论史学研究的农业生态视角》以及围绕该文的一组评论文章。④这组文章出自美国最知名的六位环境史学者之手，在环境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沃斯特提出，环境史要重视农业生产，以自然环境、经济活动和生态变迁为研究中心。虽然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理查德·怀特、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都认可农业生产在环境史研究中具有的重要性，但他们认为环境史应该大力加强对城市的研究，重视社会分层和思想文化的作用。在克罗农看来，人们在选择食物时会受文化观念的影响，食物“也是一种复杂的文化建构”。怀特也认为，在农业生产中，文化观念可以发挥与生产方式同样重要的作用。克罗农提出要将环境史研究的领域从农村扩展到城市，指出环境史研究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它没有从不同群体的角度入手，探究社会分层对环境变迁的意义”，环境史应充分探讨不同社会集团及其互动对环境变迁的影响。⑤而麦茜特则倡导在环境史研究中采用“性别分析”。⑥沃斯特在当期发表的回应文章《超越文化视角》一文中，担心文化分析将削弱环境史研究的特色。在他看来，过分强调性别、种族、阶级等因素，“会使环境史沦为社会史”，环境史以自然为中心的特色将丧失殆尽。⑦直至今日，这场争论仍以某种方式继续着。从1990年以来，以沃斯特为代表的一方依然坚持环境史研究要以生态变迁为中心，大体可称为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分析学派”；以克罗农、怀特为代表的另一方则大力拓展社会分层和文化分析，可称为环境史研究的“文化分析学派”。⑧在克罗农和怀特这两位领军人物及其支持者的大力推动下，文化转向已经成为近20年来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明显趋势。1990年在《美国历史杂志》参与讨论环境史的六位学者中，克罗农、怀特、麦茜特和斯蒂芬·派因(Stephen J.Pyne)均对环境史与社会史的融合表示赞同，成为此后推动环境史文化转向的先锋。他们总体上以四种形式推进环境史和社会史的融合：一是重视对不同社会集团的研究，将种族、阶级和性别作为环境史的分析工具；二是通过社会文化建构模糊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区别，突出文化的作用；三是以生态学中的混沌理论为基础，扩大相对主义在环境史研究中的影响；四是将环境史视为讲故事的艺术，强调史学研究的主观性。在这些合力推进环境史文化转向的学者中，克罗农和怀特功不可没，两人的有关著述为环境史的文化转向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从而使文化转向渐成燎原之势。
    在环境史的发展过程中，克罗农是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学者，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为环境史研究的文化转向开辟道路，推动环境史的繁荣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推动环境史研究从荒野和农村转向城市，带动了城市环境史尤其是城乡关系史的研究。克罗农的《自然的大都市：芝加哥与大西部》⑨是一部公认的杰作，该书考察了1833-1893年芝加哥发展为美国第二大都市的历程，通过追踪芝加哥与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商品流动，揭示了资本主义扩张所带来的生态和社会变迁。该书将城乡视为一个整体，在农业史与城市史之间搭建了桥梁，将城乡关系纳入了环境史研究的范畴。其二，克罗农将历史认识论和历史叙事引入环境史研究，⑩对环境史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发起了挑战。他通过对比两部关于美国尘暴重灾区(Dust Bowl)的历史著作，表明历史研究的主观性。(11)克罗农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破除环境史研究中“衰败论”的叙述模式(declensionist narratives)，激励公众要对环保更有信心。(12)其三，克罗农解构了美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荒野神话。所谓荒野，是指纯粹的自然，是指那些未曾受人侵扰、应该予以保留而不进行开发的地方，20世纪下半叶，这种“荒野”神话越来越流行。克罗农则将荒野(自然)视为一种文化建构，并以家园取代荒野作为环境史叙述的中心，由此减少既往环境史研究中关于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的争论。(13)在克罗农的带动下，文化分析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日益流行。
    作为一位著作等身的美国西部史和环境史学家，怀特通过批判环保运动，有力地促进了环境史的文化转向。他率先明确提出“文化转向”这一概念，实际上是源于其多年来从环境史的角度研究印第安人的一些观察和思考。他的研究表明，印第安人的所作所为带来了剧烈的环境变化，这种观点是对传统看法--印第安人没有改变环境--的直接修正。这种观点虽然在今天已经习以为常，似乎并没有多少新奇之处，但实际上它挑战了环境保护主义以及受其影响至深的美国环境史研究。环保主义者“大多把人类在自然中的创造性工作等同于破坏”，“把自然当作人类娱乐和休闲的场所”，而很少把它视为人类谋生和工作的所在。环保主义者将过去理想化、借古讽今的倾向也较为明显，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将印第安人塑造成生态圣徒。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对环保运动和自然的这种褊狭理解，严重制约了环境史研究的范围。而怀特在文化转向方面的突出贡献就在于剖析环保运动的错误倾向及其消极影响。在《你是环保主义者还是要为生存而劳动：工作与自然》(1995)一文中，怀特对自然进行了解构，指出自然实际上存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人类的劳动“将自然与人类联系起来”，模糊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界限，“劳动应该成为环境史研究的起点”。(14)在1996年出版的一部有关哥伦比亚河的著作中，怀特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更为系统的阐述。怀特将劳动从单纯的人类劳动，推延到自然万物所有涉及能量凝结与消耗的活动，用劳动和能量流动将人类史与自然史连接起来。在怀特看来，在环境史研究中，人类与自然彼此融合，既不存在脱离人类的自然界，也不存在脱离自然界的人类。怀特打破了环境史学界对自然与文化二元对立的传统理解，有利于推进自然与文化的融合，但这种理解也消解了自然本身，自然不再是客观的物质存在，所有的景观都成了人工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