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的环境史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它要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突出不同群体对美国历史的贡献。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环境史学界对劳工、妇女、少数族裔和有色人种的关注，部分就是受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这些群体在环保运动兴起过程中所起的推动作用，开始逐步得到承认。妇女在探索与保护自然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成为诺伍德的《来自地球的灵感：美国妇女与自然》、沙夫主编的《性别视野下的自然》、赖利的《妇女与自然：拯救“荒凉”的西部》等著作探索的共同主题。(40)杜波依斯(William Du Bois)、布克·华盛顿(Booker Washington)等多位黑人领袖的环境观念也得到了探讨。(41)劳工运动和劳工领袖对环保运动的贡献也成为环境史学者研究的课题，已有的研究表明，现代环保运动的领袖除了广为人知的利奥波德、布劳尔(Brower David)、卡逊等人之外，还应该包括沃尔特·鲁瑟(Walter Reuther)、西泽·查维斯(Cesar Chavez)、阿诺德·米勒(Arnold Miller)等劳工领袖。另外，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下，早期环境史研究中的批判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恢复。
    环境史将种族、性别和阶级作为分析工具，显然受到了社会史的影响。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社会史在国际史坛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是西方史学在战后最明显的发展转向。社会史关注平民百姓，主张自下而上看历史。率先研究社会史的那批学者，大多属于美国移民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将撰写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视为重建其所在群体历史记忆的契机，为那些默默无闻的民众代言。这批研究人员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不断壮大。1978年社会史方面的博士论文数量是1958年的4倍，社会史超越政治史从而成为历史学的显学。(42)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对2003年春季收集的8861名会员年度登记表的统计显示，社会史是史学家最感兴趣的领域，是1369人的首选研究领域。其次为文化史(1148人)、政治史(1033人)、妇女史(997人)、非裔美国人史(940人)，环境史为300多人。(43)社会史讲述被边缘化的小人物的故事，常常以一种怀疑的态度来看待进步史观，对人文社会科学所标榜的客观、科学和理性不以为然。这样一种研究取向使社会史受到右翼人士的嫉恨和攻击，而被指斥为含沙射影地攻击美国现有的体制，是在故意矮化美国历史。受社会史的影响，种族、阶级和性别已经成为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分析工具，而且环境史不仅关注弱势人群，也总是为底层民众鸣不平并为他们代言，环境史研究的道德伦理诉求又有所增强。
    环境史研究的文化转向，明显受到了新文化史的影响。(44)新文化史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是战后西方史学继社会史之后出现的又一次史学转型。新文化史广泛应用文化建构、话语分析、历史人类学、微观史学以及历史的叙述等方法开展研究。新文化史背离了长期以来历史学的科学化取向，主张向历史学的人文化取向回归。新文化史反对社会史研究中的经济决定论或社会结构决定论，强调文化在历史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在文化史学者看来，“文化与经济模式和社会关系之间有一种不分轩轾、相互依赖的关系”，“精神与物质之间，没有一个孰先孰后的问题，而是相辅相成的”。在新文化史的推动下，历史学从向经济学和社会学靠拢，转向朝着人类学和文学靠拢。(45)新文化史反对社会史研究中枯燥的数据统计和计量分析，注重叙述的文采和技巧。新文化史也接受了人类学中所蕴含的文化相对主义，认为所有文化都有存在的价值，各种文化之间并不存在高下优劣之别。新文化史以后现代主义为理论指导，将所有的知识都视为一种文化建构，强调历史认识的相对性。新文化史既是对社会史的反驳，也是对社会史的继承和发展，它坚持社会史“自下而上”的治史宗旨，将视野投向了占人口多数、但在历史上默默无声的芸芸众生，重视下层阶级和边缘群体，关注大众文化及其日常生活。新文化史作为一场席卷整个欧美史坛的史学思潮，对环境史这一新的史学研究领域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在环境史领域最明显的表现就在于自然观念的变化，人们不再相信自然本身的精巧平衡及和谐有序，而认为自然本身就是混乱无序的；(46)纯粹的自然、神圣的荒野都不存在，而只是文化建构的产物。在环境史著作中，生态破坏也被视为一种文化建构而被生态变迁所取代。上述种种理解，虽然有利于克服早期环境史著述中衰败论的叙事模式，但也导致了人们思想认识上的混乱。
    环境史研究的文化转向，还与该领域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遭遇的发展瓶颈有关。环境史在20世纪90年代初已经开花结果，多本著作深受学界好评并荣获嘉奖，环境史在史学界已经赢得了一席之地。与此同时，环境史研究也面临诸多困境，在80年代中后期跌入低谷。《环境评论》没有充足的稿源，学会会员的登记情况也不太理想，甚至连每两年一度的美国环境史学会学术研讨会也难以为继，学会的一些负责人对此忧心忡忡，甚至担心学会和刊物是否能够支撑下去。(47)这种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环境史学界整体上对自然和环保运动存在褊狭理解甚至误解。自然往往被认为与文化对立，只存在于乡间野外，而不存在于城市。与此同时，环保运动虽然在百余年前兴起之际，便将“效率、平等与美丽”作为其关心的三大议题，但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它实际上偏重于资源保护和自然保护，而污染对弱势群体身心健康的威胁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受其影响，环境史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依然主要局限于研究荒野保护与自然保护的历史，而很少涉及城市，也很少论及少数族裔等普通民众。同时，受环境保护主义的影响，90年代之前的环境史研究存在明显的道德伦理诉求，美化过去、批判现在和怀疑将来的悲观倾向也不罕见。而正是在环境史遭遇如此困境的情况下，克罗农将“第二自然”的概念引入了环境史研究，并对流行的“荒野”神话进行了解构。而怀特为解构自然和环保运动也做了一些努力。在他们的笔下，第一自然不过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而人们所接触的自然，实际上都是“第二自然”，是经过文化改造后的产物，存在于人们居住、工作和娱乐的每一个地方。可以说，文化转向为90年代以来环境史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
    文化转向之所以受到美国环境史学界的普遍欢迎，与诸多环境史学者自身知识结构的不完善也存在一定关联。美国多数环境史学者在历史系工作，普遍缺乏自然科学的专业训练，很难自如地利用自然科学的成果开展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面对知识结构的缺陷和环境史研究所提出的挑战，一些学者在努力提高自身的自然科学素养，但也有一些学者以后现代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为理论武器，把自然和科学知识视为一种文化建构，实质上是要向科学的权威发起挑战。尽管科学存在一些问题，但自然科学知识对环境史学者了解自然界如何运行是至关重要的，环境史学者要想写出一流的作品，就必须尊重科学，并将科学作为研究的重要参考。正如沃斯特所言：“尽管我批评科学的某些方面，尽管我知道科学总在变化，并不精确，而且与文化联系在一起，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不能以科学为指导。”(48)三、文化转向的利弊得失文化转向作为近20年来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明显趋势，带来了环境史研究的繁荣，环境史开始融入并影响美国史学的主流。但文化转向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环境史研究的特色。随着文化转向的深入，其弱点日益突出，生态分析亦将受到相应的重视。文化分析和生态分析作为环境史研究的两大范式，虽然各有侧重，但彼此之间也有诸多共通之处，可以相互促进和补充，从而将环境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文化转向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对环境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利于克服美国早期环境史研究暴露出来的一些缺陷，为环境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视角，促进了环境史研究的深化，并推动环境史融于并引导史学研究的主流。文化转向从多个方面推动了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