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向削弱了环境史以自然为中心及跨学科研究的特色。环境史将自然引入历史，将人类社会视为一个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种自然因素，包括空气、水源、土地、各种生物、自然资源和能源，都能发挥作用。环境史重视各种自然因素的作用，而不是把自然仅作为人类历史的背景。环境史学者如果过多关注种族、阶级和性别因素及这些因素背后的权力关系，那么环境史的特点就不复存在。(59)正如侯文蕙教授所担忧的，“环境史若是把它的研究中心放在族群、人种和性别方面……那环境史将何以复存？”(60)安德鲁·赫尔利指出，环境史的“文化转向”虽然可以帮助环境史成为主流，但若因此而使环境史的特色丧失殆尽，将得不偿失。(61)文化转向以后现代主义为哲学基础，对科学持审慎的怀疑态度，削弱科学在环境史研究中的指导作用。文化转向导致了环境史与科学的疏远和隔离，削弱了环境史研究与自然科学的紧密联系。
    文化转向还导致了环境史研究的碎化。环境史学者通过运用种族、阶级、性别等分析工具，使研究越来越细致深入。但由于往往将种族、阶级、性别因素孤立开来，而不是置于各种社会关系组成的复杂网络之中，因此很难对这些社会分层因素的影响做出全面准确的估计。同时，微观研究常常因为缺乏广阔的历史视野和一定的理论关照，而难以通过局部或个案研究体现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和见解。克罗斯比认为应该更关注“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那些层面”，他和沃斯特都认为，“如果我们太拘泥于细节”，而忽略了“自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帝国主义的影响、地球的命运”等重大问题，环境史著作就不会给“关心这些重大问题的公众提供多大帮助”。(62)如此一来，环境史的魅力就会削弱，离社会公众越来越远。
    文化转向可能会给环境史的未来发展带来一些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或许可从克罗农的《关于荒野的困惑》一文所引起的激烈反应窥见一斑。该文将荒野视为一种社会建构，对美国环保运动过分重视荒野、忽略底层民众的利益这一不足进行了反思。克罗农写作此文时既是知名的环境史学者，又是活跃的民间环保人士，在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荒野协会等著名环保组织还担任一定的职务。在一定程度上，克罗农是从一个热爱环保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角度，面对环保运动所遭遇的一些现实困境，抱着促进环保运动的初衷，来写这篇文章和主编《各抒己见》这本论文集的。长期以来，荒野一直被环保主义者视为神圣崇高和个人自由的代名词，保护荒野成为环保运动的内在精神动力。由于荒野总是被等同于无人的区域，人类的利益在环保主义者尤其是激进环保主义者那里处于次要地位。主流环保运动坚持生态中心、忽视社会公正的整体倾向，激进环保主义反人类、反文明的立场，削弱了环保运动的社会基础，从而助长了反环保势力的抬头。克罗农撰写此文，其主旨就是要批判这种错误但却非常流行的自然观念，调和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矛盾，扩大环保运动的社会基础。克罗农力图瓦解荒野在人们心目中的神圣地位，以人们身边、与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的家园取而代之，从而使环保能朝“既可持续又人性化”的方向发展。(63)克罗农没有想到的是，此文的发表得到了反环保势力的欢呼，而招致了部分环保主义者和环境史学者的强烈谴责。《关于荒野的困惑》一文在《环境史》杂志发表之时，在同一期杂志上还登载了三篇由知名学者所写的评论文章，其中两篇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塞缪尔·海斯提出，克罗农对荒野的建构，是脱离环保运动实际的冥思苦想，带有强烈的个人和社会情绪。(64)迈克尔·科恩(Michael Cohen)则认为，应把福柯作为文本加以解构，抑制后现代主义对环境史研究的消极影响，“如果我们采用福柯的社会建构，我们最终可能不得不放弃环境史本身”。(65)克罗农在同一期发表了回应文章，对被触怒的读者表示歉意，并提到，“该文若被用来反对荒野保护，我会深感后悔”。(66)克罗农的这篇文章所引起的强烈反响，(67)或许可以促使环境史学者冷静思考：文化转向可能会把环境史带往何方？
    正是基于文化转向对环境史研究的不利影响，以沃斯特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对文化转向一直持保留态度。他认为，对种族和文化的过多关注，分散了环境史学家对生态和经济等根本因素的注意力。而如果不将“进化、经济和生态”置于其研究中心，忽略自然及其影响，环境史领域就不可能提出独特的创见。沃斯特的上述主张并不意味着他不关心社会公正和弱势群体。实际上，他的每本书里都有许多小人物的身影，带有悲天悯人的浓厚气息，他对社会底层的深切同情流露在字里行间。但是，他坚持认为，以自然为中心是环境史研究应该坚持的一个基本方向，舍此就会损害环境史学科的长远发展。(68)沃斯特对文化转向的担忧，并不意味着他排斥文化分析或轻视文化因素。他在第一本专著《自然的经济体系》中就把生态学思想视为社会文化建构加以阐述。在他看来，生态学并非“一种独立的客观真理”，可以独立于文化之外如实反映自然本身，生态学的发展一直“与内涵更为丰富的文化变革相联系”，生态学是“由不同的人根据不同的理由，按照不同的方式定义的”。(69)而《尘暴》一书则将尘暴重灾区的形成主要归咎于资本主义文化。在《自然的财富》一书里，沃斯特以“反对唯物论的唯物主义者”来概括他的哲学立场，他说：“我希望引导人们注意自然世界的物质现实”，“但仅从物质层面加以解释也不够，自然的文化史和文化的生态史是同样重要的”。(70)沃斯特的这些论断也适用于他对文化转向的批评，这种批评不是要对其加以否定，而只是强调不能顾此失彼，不能因为片面强调文化层面而忽视从生态和经济层面探讨环境变迁。在沃斯特的研究中，资本主义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他的作品之中，但资本主义既被他视为一种生产方式，又被视为一种思想文化，他总是从物质和文化两个层面开展环境史研究。
    相对于美国环境史学者对文化转向的热衷而言，欧洲同行显得比较冷静。这可以从欧洲环境史学会的专业刊物《环境与历史》上反映出来。在1996-2007年间，标题含“种族”、“族裔”、“阶级”、“性别”等任何一个词的文章，在《环境与历史》上仅为3篇，而在美国环境史学会的专业期刊《环境史》上则达到了35篇，其中包括论文14篇，书评21篇。(71)欧洲学者对文化转向的默然，与他们的专业背景密切相关。欧洲资深的环境史学者大多有自然科学的专业背景，而且也不在历史系工作。欧洲的环境史学者往往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坚持以研究生态变迁为中心，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大量运用于环境史研究。欧洲环境史研究的这种风格，受到了一些美国学者的称赞，对坚守生态分析的那些学者也是一种鼓舞。约翰·麦克尼尔(John McNeill)、南希·兰斯顿(Nancy Langston)、埃德蒙·拉塞尔(Edmund Russell)、亚当·罗姆(Adam Rome)，实际上依然一如既往地坚守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分析模式，并逐渐成为美国环境史领域新一代的领军人物。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也融入了文化分析。麦克尼尔在《太阳下的新事物》中就指出，“环境变化通常总是对有些人有利而不利于另外一些人”，在对环境变化的好坏进行评价时，就不能不依据“将谁的利益置于其他人之上”，麦克尼尔在书中就多次谈到了发展对不同人群的截然不同的影响。(72)兰斯顿关于马卢尔保护区(Malheur Refuge)的那本著作，就是从不同人群关于该地的记忆和故事讲起的。而亚当·罗姆在探讨进步主义时代美国的环境改革和战后环保运动时就直接运用了性别分析。(73)文化分析实际上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环境史研究，只是程度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