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文化转向有利于环境史摆脱生态学整体意识的消极影响。作为一门研究生物与环境的科学，生态学自始就成为环境史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49)在生物学的分类系统中，人作为一个物种，隶属于脊索动物门、哺乳纲、灵长目、人科、人属、智人种，人被视为生物学基本分类中最小的研究单位来加以对待。生态学很少关注个体的差异或不同，用这种方法探讨个体和个性就会充满风险。(50)受生态学的影响，环境史也秉持整体论。整体论倾向于把人类的内部差别缩小，或者把一个群体视为整体，而难以分辨人类社会及各个群体内部的差异和冲突。环境史在其早期发展阶段往往忽视社会分层和权力关系，与整体论的影响不无关系。比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问世的一些著作，诸如《自然与美国人》、《美国的人与自然》，虽然冠以美国人的标题，但这些作品中的美国人实际上是指白人男性。(51)在承认整体论影响环境史研究的同时，也不应过分夸大其影响。实际上，许多环境史学者对社会分层有明确的认识，其作品中并不乏平民百姓，但他们有意淡化社会差异，乃是因为他们要保持环境史研究的特色。沃斯特说，当年写作《尘暴》一书时，他清楚地意识到大平原地区存在的社会差异，同样的灾难对不同的人群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但他并未给予种族和文化过多的关注，以免分散对生态和经济等基本问题的注意力。(52)其次，文化转向也有利于环境史摆脱环境保护主义的消极影响。环境史是环保运动的产儿，这个领域的许多先驱，比如纳什(Roderick Nash)、奥佩(John Opie)、福莱德(Susan Flader)、麦茜特、克罗农等人都是著名的环保人士。“绝大多数环境史学者都认为自己是环保主义者”，认同环境保护主义的基本主张，环境史也因而打上了环境保护主义的深深烙印。(53)其一，美国环境史学会的专业刊物《环境评论》将教育公众作为其办刊的宗旨之一，以扩大环境保护主义的影响，这种取向损害了刊物的学术性。其二，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受主流环保运动“白人精英主义取向”的影响，环境史重视对荒野的研究而忽视对城市弱势群体的研究。而激进环保主义将环保与文明对立起来的倾向，在环境史领域也有所体现。其三，环境史往往采用三部曲的“衰败论”叙事结构：原本丰饶的自然资源，在白人开发和破坏之后，变得日益稀缺贫瘠。(54)在80年代中后期，民间环保人士因为觉得在美国环境史学会难有作为而相继退出，从而削弱了环境保护主义对环境史研究的消极影响。《环境评论》更名为《环境史评论》之后，随着刊物制度建设的加强，学术质量稳步提高。从90年代以来，早期环境史著述中经常出现的“环境破坏”等字眼已逐渐被“环境变迁”所取代，人类也不再只是以“自然的破坏者”的面目出现，早期环境史著述中的悲观情绪也明显减少，一批振奋人心的环境史著作相继问世。还有学者认为，环境史三部曲的传统叙事结构--“丰饶、破坏、贫瘠”--并不完整，还应该加入“修复”这一环节。(55)文化转向强化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在环境史研究中的影响，有利于环境史被学界和公众广泛接受。
    再次，文化转向使环境史“自下而上”的视角不仅深入地球本身，而且更加贴近平民百姓。这样一种新的视角，使环境史研究能另辟蹊径，推陈出新。环保运动史是美国环境史研究中的传统课题，但社会文化分析却为重新撰写美国环保运动史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在以往的著述中，资源保护主义者总被认为是具有远见卓识的精英，他们着眼于美国长远的公共利益，破除地方阻力，在美国中西部推行资源保护。90年代以来，一些环境史学者采用阶级分析和种族分析方法，却对这段历史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沃伦(Louis S.Warren)在《猎手的游戏》一书中指出，资源保护主义者经常运用自己的权势，剥夺当地人民的财产，而且强迫当地人民接受有损自身利益的价值观念。而雅各比(Karl Jacoby)在《破坏自然的罪行》一书中则认为，资源保护主义者运用他们所能掌握的司法力量，夺取印第安人的土地。(56)卡顿德(Ted Cattonde)、斯彭斯(Mark Spence)的作品讲述了印第安人在国家公园建立过程中被剥夺土地的悲惨经历。这两本著作都表明，尽管印第安人是美洲的原住民，但掌握话语权的权势集团却把印第安人的家园定义为荒野，以便为驱逐印第安人寻找依据。这些著作使人们对资源保护运动有了全新的认识。另外，通过采用种族、阶级和性别研究方法，环保运动被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时期，而不再被认为兴起于二战以后，其原因也比塞缪尔·海斯所说的追求“生活质量”远为复杂。由于文化分析的应用，环境正义运动的历史有望被改写。
    复次，文化转向为环境史研究挖掘出了大量的新资料，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新课题。由于研究视角的转换和研究领域的开拓，旧史料又有了新的价值，过去很少利用的史料也被大量发掘出来，为环境史研究的深化创造了条件。不妨以劳工环境史为例。美国劳工运动历史悠久，劳工史料比比皆是。比如，位于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的韦恩州立大学就藏有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卡车司机工会、美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国际产业工人协会等系列档案资料。这些资料不仅包括会议纪要、演讲稿、劳工通讯、报纸期刊剪报等正式文件，而且还包括手稿、日记、回忆录、访谈、个人通信等个人资料。这些浩如烟海的珍贵史料，目前还很少为环境史学者所问津。这些史料的挖掘，将为劳工环境史研究提供坚实的资料基础，可以用来梳理劳工参与环保运动的历程，阐述劳工领袖对环保运动的贡献，比较不同劳工组织对环境问题的不同态度，拓展和深化对劳工与环境问题的研究。(57)最后，文化转向有利于增强史学界对环境史的认同，使该领域从史学的边缘逐渐向主流靠拢。克罗斯比的经历实际上可以反映史学界对环境史态度的变化。克罗斯比以其关于哥伦布交换的研究而誉满天下，但他的这一作品在70年代被认为稀奇古怪而难以出版，他在历史系也谋不到教职。克罗斯比在历史系所受的冷遇，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环境史以前在史学界所受的排斥。直到1986年《生态帝国主义》出版后，克罗斯比才开始到历史系工作。在90年代之前，环境史常常难以为外界所理解和接受。但到90年代以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环境史在美国史学界已经颇具声势。迄今为止，四本环境史著作荣获美国史学最高奖--班克罗夫特奖(Bancroft Prize)，已有五位环境史学家当选为国家艺术与人文科学院院士，其中两人分别担任过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AH)和美国历史学会(AHA)的主席。《环境史》的引用率在美国史学杂志中排名第三，环境史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广泛认可，“哥伦布大交换”已经成为大学世界史教材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而大多数美国史教材至少也会提到进步主义时期的资源保护和现代环保运动的兴起。近年来，甚至连一些保守的高校历史系也开始聘用环境史学者。环境史当前在美国史学界的影响，也许可以从美国史学界最具权威性的学术团体美国历史学会的2012年年会窥见一斑。该年会的主题“生命、地方和故事”与环境史直接相关，而获得2012年度历史学终身成就奖的三位学者中，包括克罗斯比和沃斯特两位环境史学者。而2013年美国历史学会的六位主席团成员中，包括克罗农和约翰·麦克尼尔这两位环境史学者。考虑到文化转向所带来的繁荣，也许不必对环境史与社会史的融合过于担心。怀特指出，“那种认为文化转向会导致环境史偏离自然这一核心而变得越来越抽象和虚无的看法，实际上是非常滑稽的”，正如我们对自然的理解不可能完全客观一样，非人类世界也不可能在文化中消失。(58)文化转向造就了当前环境史研究的繁荣局面，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一些弱点。它过分强调文化的作用和社会差异，削弱了生态和经济在环境史研究中的中心地位，弱化了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特点，加剧了环境史研究的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