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文化转向已经成为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明显趋势，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追随，在年轻一辈的环境史学者的作品中有明显体现。文化转向可以从美国环境史学会主办的学术刊物中得以反映。对美国环境史学会专业期刊有关文化转向的文章和书评的统计结果表明，在1995年以前，很少有文章的标题包含“种族”、“阶级”与“性别”这几个涉及文化转向的关键词，它们在全文检索中出现的频率也很低。但从1996年以后，这些术语出现的频率明显增多。笔者通过检索相关数据库后发现，在1978-1989年间，《环境评论》没有登载过全文同时含有这三个关键词的文章，但在1990-1995年间，这类文章为6篇，而在1996-2012年间则达到了52篇。(26)如果在全文中检索“社会史”、“非裔”、“西班牙裔”，得到的结果也很类似。这些术语出现频率的普遍上升，可以反映出文化转向这一新兴趋势。
    环境史的文化转向也可以从不同时期梳理美国环境史研究的综述文章和著作中得以反映。从这些成果可以看出，社会史的研究方法越来越多地为环境史学者所采用。怀特在1985年指出，当时还很少有环境史学者运用社会史的方法，这种研究刚刚开始，还显得非常零散。(27)他在2001年评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变化时，对文化转向有所提及。(28)哈尔·罗斯曼(Hal Rothman)在1993-2002年间担任《环境史》杂志主编，他在200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介绍了运用种族、阶级与性别分析方法的一些环境史成果。(29)J.唐纳德·休斯的《什么是环境史》一书在提纲挈领地梳理环境史在美国的产生和发展时，也专门提到环境史学界有关城市环境史、环境正义、妇女与环境等方面的大量成果。(30)在道格拉斯·萨科曼(Douglas C.Sackman)主编的《美国环境史研究指南》(2010)这部工具书里，“种族”、“阶级”、“性别”与“文化转向”各被单列一章加以详细探讨，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文化转向跃然纸上。
    二、文化转向出现的背景环境史研究的文化转向，既是顺应社会现实的结果，也是史学发展新动向在环境史领域的反映，与环境史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所面临的一些挑战又有密切关联。环境正义运动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促使环境史学界开始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环境史的文化转向，反映了社会史及新文化史对整个历史学研究领域的冲击和影响。环境史的文化转向，与环境史学者早期对弱势群体的忽视及自身知识结构的不合理都联系在一起。
    环境史对种族、劳工、女性问题的重视，与环境正义运动的推动有直接关系。环境正义运动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是有色人种、劳工阶层争取平等环境权益、保护家园免受污染的运动。自战后以来，不断剧增的有毒有害废弃物对美国民众的健康构成严重威胁，但有毒有害垃圾处理设施在选址时往往会倾向于有色人种及贫困劳工居住的社区。这些弱势群体因此饱受污染的困扰，并承受着更多的健康威胁。环境正义运动的宗旨就是要争取平等公民权利，因此得到了民权组织、劳工组织、妇女组织等众多团体的声援和支持。在环境正义运动的推动下，克林顿总统在1994年2月11日签署了第12898号行政命令，责成联邦政府各部门切实采取行动，保障少数族裔和低收入人口能享有平等的环境权益。
    环境正义运动对环境史研究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重新塑造美国的主流环保运动这一形式进行的。首先，环境正义运动为主流环保运动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长期以来，以富裕白人为主要社会基础的美国环保组织，致力于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河流山川的保护，而对有色人种和劳工阶层所面临的环境问题视而不见，以致被扣上种族主义组织的帽子。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保护弱势群体的环境权益被纳入主流环保组织的议事日程。其次，环境正义运动扩展了人们对环境的理解。环境并不只存在于乡间野外，同时存在于城市、郊区的各个角落，存在于人们生活的社区、工作及娱乐场所。再次，环境正义运动表明，少数族裔、劳工阶层非常重视环境问题，他们是环保斗争的一支重要生力军。环保运动的发展史足以表明，环保组织如果仅拘泥于环保本身而不关心社会正义，就会因孤掌难鸣而难有大的作为。环保组织只有将保护环境与维护社会公正结合起来，与民权、劳工、妇女等组织广泛结盟，才能扩大社会基础，把环保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作为推动环境史兴起和发展的现实动力，环保运动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一些新变化对环境史领域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一些环境史学者敏锐地意识到，环保运动的新发展为环境史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课题。在1995年发表的《平等、生态种族主义和环境史》一文中，梅洛西就呼吁环境史学者要重视种族问题，重视环境正义运动所提出的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历史课题：与种族、阶级和性别相关的环境平等；环境的文化建构；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冲突。(31)而麦茜特的《种族主义的阴影：种族和环境史》一文，则结合美国环保先驱的有关著述，指出了环保组织的种族偏见对环境史研究的消极影响。她认为，环境史学者应该正视这些问题，从多元文化主义的角度研究美国历史上的环境正义问题。(32)在这些学者的倡导下，美国环境史学会学术研讨会上有关“种族、族裔与环境”的小组讨论逐渐增多，1995年拉斯维加斯的会议上达到4场。而此前这种讨论很少，有关该主题的小组讨论直到1989年才首次出现，且只有一场；1991年有两场；1993年的学术研讨会则没有出现类似主题的小组讨论。(33)环境史的文化转向，也是多元文化主义在环境史领域的折射。多元文化主义与美国的人口结构变动以及战后以来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战后，有色人种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持续增加，黑人人口比例从1950年的9.9%上升到1999年的12.8%，而拉美裔人口则从1970年的4.4%上升至1999年的11.5%。在人口迅速增加的同时，越来越多的有色种族向中心城市聚集，比如在1988年，美国西部和北部98%的黑人都住在都市区。(34)从战后以来，高校向女性、有色人种和平民子弟敞开了大门。1948-1988年，高校女生的比例从28.8%增至54%。(35)大学生中有色人种的比例也在提高，1960年为6.4%，(36)1990年为20.1%，1997年高达26.8%。(37)低收入家庭高中毕业生能上大学的比例，从1971年的26.1%增至1985年的40.2%，1993年则达到50.4%。(38)女性、有色人种和平民子弟在高校学生和教师中的比例逐步提高，这些群体在文化领域的影响日渐扩大。随着人口的增多及其在中心城市的聚居，以及文化程度的提高和社会地位的改善，少数族裔的族群认同和政治意识日渐增强，有色人种争取文化认同、争取平等权益的热情更趋高涨，多元文化主义逐渐兴起。多元文化主义既是一种思潮，也是一种实践。它要求的不仅是尊重有色种族的文化和传统，“而且要对传统的美国主流文化提出全面检讨和重新界定”，将种族平等落实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去，这已经超越了文化的范畴而成为直接的政治诉求。(39)多元文化主义对包括环境史在内的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都产生了强烈冲击，促进了以弱势群体为研究重点的新美国史学的兴起，并推动了少数族裔研究和性别研究中心在大学的广泛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