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文化建构之外，阶级、种族和性别分析在环境史领域中的广泛应用，也是文化转向的另外一个主要表现。在推动环境史与社会史的融合方面，罗伯特·戈特利布(Robert Gottlieb)和安德鲁·赫尔利(Andrew Hurley)无疑具有开拓之功。
    戈特利布是一位城市和环境政策专家，他于1993年出版的《呼唤春天：美国环保运动的演变》一书深刻影响了人们对自然和环保运动的理解，对推动环境史的文化转向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本书出版之前，环境史学者在追溯环保运动时，只局限于吉福特·平肖倡导的资源保护运动和约翰·缪尔领导的荒野保护运动，环境史学者所理解的自然都位于城市之外，与市民的生活无关；反污染运动似乎是在战后才突然出现的；环保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量，仿佛也只有白人男性。该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完全颠覆了上述观念，提供了一种对自然和环保运动的全新理解，有力地推动了环境史与社会史的融合。戈特利布认为自然存在于“人们生活、工作和娱乐的地方”，存在于我们的身边。同时，环保运动是应对工业和城市巨变而出现的一场遍及城乡的社会运动，它不仅关注荒野保护以及自然资源的明智利用和有效管理，而且也致力于反对污染，维护公众的身心健康。另外，该书把环保运动作为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将环境问题与社会问题直接联系起来，分别探讨性别、族裔、阶级因素在环保运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戈特利布认为，这些因素不仅影响了环保运动的历史演变，而且关系到当前环保运动应如何定位。(15)该书在环境史学界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将环境史的研究领域扩展到了城市，促进了社会文化分析在环境史领域的应用，有力地推动了环境史研究的文化转向。
    安德鲁·赫尔利是一位以环境史研究成名后来却与该领域渐行渐远的城市史学者。他的《环境不公：印第安纳州加里的阶级、种族及美国工业污染》(1995)一书是环境史与社会史融合的典范。该书从多个方面推动了环境史的文化转向。他明确提出，环境史学者要关心环境权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在社会上广泛存在，而且主要以“阶级、种族、性别和族裔”为界限。因此，他提出要“将环境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16)用社会分层的分析方法来探求环境变化。其次，他明确提出，“以社会平等作为环境变化的衡量标准”。传统上，“生态平衡”往往用于衡量环境变化，但在赫尔利看来，这一标准暗含着一些前提：生态平衡在人类干预之前一直存在；生态失衡是人为干预的结果，人类干预越多，环境就越糟糕。但环境总是在不断变化，根本就不存在平衡状态。传统标准因为过于主观而存在不足。赫尔利认为，“如果从社会平等的角度，以不同社会群体所受的影响来衡量环境变化，环境史学者的研究将会更加客观。”(17)再次，他也不认可环境史研究中的“衰败论”叙事模式，而对人类未来持乐观态度。在他看来，环保运动已经带来了许多实实在在的进步，城市人口比以前更长寿，人类生活的很多方面都在发生积极变化。赫尔利主张将人与环境的关系作为挑战而不是被迫承受的恶果加以叙述。《环境不公：印第安纳州加里的阶级、种族及美国工业污染》一书成功融合了环境史和社会史，被广泛列为环境史课程的必读书目。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环境史与社会史融合的迹象日渐明显，环境史研究中大量出现了有色人种、劳工、妇女的身影。环境史与社会史的广泛融合，促进了黑人环境史、劳工环境史、妇女环境史等新研究领域的出现。
    黑人环境史是环境史学者所开展的有关“种族、族裔与环境”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环境史学者所关注的种族主要限于印第安人，此后则转向了以黑人为代表的少数族裔。(18)斯图尔特(Mart Stewart)、普罗克特(Nicholas Proctor)及赫尔利等学者分别探讨了黑人作为奴隶、分成佃农和劳工在田间、林地和工厂的经历。他们三人被认为是黑人环境史这一新兴领域的开拓者。(19)在他们的带动下，有关黑人的环境史成果快速增加，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拥抱风雨：美国黑人与环境史》这本文集，该文集以种族、族裔、性别和阶级为分析工具，探讨了黑人对自然环境的感知和利用，涉及奴隶制、内战后种族隔离、战后民权和环境正义运动三个阶段，是融合环境史和社会史的一部力作。
    劳工环境史是环境史及劳工史相互融合的产物，它广泛采用阶级分析方法。劳工史和环境史存在互通之处。劳工史研究的先驱康芒斯(John Commons)和桑巴特(Werner Sombart)都强调环境的作用，并从环境的角度解释20世纪美国劳工运动的低迷状态。(20)另外，劳工史的研究主题目前已经从劳工领袖、劳工组织和工人运动转向劳工生活状况本身，大量涉及工人住处和工作场所的环境卫生状况。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劳工和阶级的环境史成果不断涌现。阶级分析目前已被用于探讨“奴隶制与佃农、工业化、荒野保护与自然保护、劳工与环境保护主义”等主题。(21)妇女环境史则将性别分析、妇女史和环境史糅合在一起。妇女环境史的兴起，离不开社会性别史和生态女性主义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初以后的20多年间，麦茜特几乎是独自一人，努力将性别分析带入环境史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性别分析开始受到更多环境史学者的关注。尽管如此，性别分析明显少于种族、阶级分析在环境史研究中的应用。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妇女环境史仍然处于“萌芽状态”。(22)而从史学史的角度看，“性别和美国环境史”方面的研究到现在几乎还没有开始。(23)环境史与社会史的融合，同时也受到了社会史学者的倡导和重视。1996年，社会史专家艾伦·泰勒(Alan Taylor)在《人为的不平等：社会史和环境史》一文中提出，“社会史和环境史从根本上是可以兼容的，而且可以互为促进”。在他看来，社会史和环境史有三个共同点：它们所关注的都是传统史学所忽视的对象，所运用的新史料都可适用于统计分析，它们的兴起都与社会运动相关，都要表达一定的道德和政治诉求。他通过分析多部环境史和社会史的著作，表明这两个领域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彼此交叉。他认为，“从根本上说，社会史必然是环境史，而环境史也必然是社会史”。(24)英国社会史学者斯蒂芬·莫斯利(Stephen Mosley)也倡导社会史和环境史的融合。莫斯利提到，这一融合还很缓慢，两个领域的学者应以一种开放的心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环境史不应该“回避种族歧视、性别关系、阶级冲突、族裔差异等棘手问题”。(25)环境与认同、环境正义与消费等主题可以在这两个领域中建立联系，努力促使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成为社会史优先考虑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