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文化转向之后，美国环境史研究在未来或许又会出现一种新转向。这种新转向也许将是环境史的“科学转向”或“生态转向”的重新开始，以矫正文化转向过犹不及的消极影响。这一转向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人为进化和协同进化(coevolution)研究热的兴起。埃德蒙德·拉塞尔作为这一领域的开拓者，强调人类作为影响其他物种进化的重要力量，突出人为进化的普遍性及其对人类历史的影响，重视人类与其他物种在进化过程中为了相互适应而共同进化。(74)拉塞尔以其在这方面的开创性研究而声誉鹊起，在2013年加盟堪萨斯大学，接替沃斯特担任该校的霍尔杰出讲席教授。进化研究热将有力推动生态分析在环境史领域的复兴。
    四、结论近20年来，在以克罗农、怀特、戈特利布和赫尔利为首的一批学者的推动下，文化转向已经成为美国环境史研究最明显的趋势之一，社会文化分析成为环境史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在这种新的范式下，自然既被视为一种客观存在，又被视为一种社会文化建构，自然与文化的边界非常模糊；自然是变动不居的，而非稳定有序的。与此同时，种族、阶级和性别分析被广泛应用于环境史研究，环境史加快了与社会史融合的步伐。
    文化转向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环境史研究发展的必由之路。尽管它受到了一些质疑，但仍然得到了环境史学界的普遍认可，环境史与社会史的融合成为一种发展趋势。环境史的文化转向，既适应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现实的变化，尤其是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和环境正义运动的发展，又体现了新文化史对整个史学领域的冲击和影响。环境史的文化转向，可以折射出环境问题的复杂性，揭示环境问题背后所隐藏的种种社会关系和利益冲突。环境问题既然与社会问题紧密相连，环境史就不能脱离社会史，不能脱离社会分层和权力关系而抽象地探讨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影响。
    文化转向虽然削弱了环境史“以自然为中心”的研究特色，但它在整体上仍然有利于环境史的发展，为环境史研究提供了文化分析的新范式。这种新范式与生态分析范式并非彼此对立，而是存在诸多共通之处：其一，它们都将人类和自然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反对将两者进行二元区分；其二，它们都承认思想文化的作用，只是对影响的程度有不同的估计；其三，它们都致力于推动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只是价值取向在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之间各有侧重，它们都反对极端的价值取向。作为环境史研究的两大范式，文化分析和生态分析侧重于环境史研究的不同层面。实际上，这两种分析模式从环境史兴起以来就一直存在，只是在90年代以前，生态分析模式主导了美国的环境史研究。(75)近年来，文化分析蔚为大观，或许可以视为对生态分析模式的一种矫正或平衡。实际上，文化分析和生态分析各有利弊，彼此可以取长补短，在具体研究中应协调配合使用，而不要顾此失彼，更没必要将二者对立起来。生态分析和文化分析或许将成为环境史的两翼，彼此协调，从而促进环境史研究的深化和发展。
    两位匿名审稿人以及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马克·赫西(Mark Hersey)、俞金尧、孙群郎、侯深等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特此致谢。
    注释：
    ①Richard White,"From Wilderness to Hybrid Landscapes:The Cultural Turn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The Historian,vol.66,no.3(September 2004).
    ②在美国学者中，只有理查德·怀特曾就此撰文，但比较简略；英国学者彼特·科茨提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环境史与社会史的融合趋势。参见Peter Coates,"Emerging from the Wilderness(or,from Redwoods to Bananas):Recent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st of the Americas," Environment and History,vol.10,no.4(Nov.2004)，pp.412-416.国内迄今尚无相关论述，但有学者注意到环境史与社会史存在关联。(参见王利华：《徘徊在人与自然之间--中国生态环境史探索》，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5页；梅雪芹：《环境史研究叙论》，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35-151页；包茂红：《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5-44页)③Richard White,"From Wilderness to Hybrid Landscapes:The Cultural Turn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p.558.
    ④Donald Worster,"Transformation of the Earth:Toward an Agroecological Perspective in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76,no.4(March 1990),pp.1087-1106.
    ⑤William Cronon,"Modes of Prophecy and Production:Placing Nature in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76,no.4(March 1990),pp.1124-1129; Richard White,"Environmental History,Ecology,and Meaning,"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76,no.4(March 1990),p.1113.
    ⑥Carolyn Merchant,"Gender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76,no.4(March 1990),pp.1117-1121.
    ⑦Donald Worster,"Seeing beyond Cultur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76,no.4(March 1990),p.1144.
    ⑧“生态分析学派”和“文化分析学派”是笔者所归纳的美国环境史研究的两种主要流派，实际上并没有美国学者做这种区分，但在环境史的有关著述中“环境分析”、“生态分析”、“文化分析”等术语并不罕见。环境史研究的“文化转向”不同于传统的“环境思想史”，主要在于采用了种族、阶级和性别等分析工具。在沃斯特看来，这一新动向的准确表达应为多元文化转向而非文化转向。(Mark Harvey，"Interview:Donald Worster," Environmental History,vol.13,no.1(Jan.2008),p.145)⑨William Cronon,Nature's Metropolis: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New York:W.W.Norton,1991,pp.xvi-xv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