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迄今已有80多年。在不同时期，讨论的参与者基于不同的问题意识，有不同的现实感和历史观。这主要表现在两个对立的方面。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方面来说，它试图把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相关论述置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之中，认为这是一个“不成其问题的问题”，进而建立起一种普遍史观。与这种史观相对立的是，从魏特夫论述东方专制主义起，试图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寻找到和主流叙事相冲突的特殊史观，并以此建构起观察苏联式社会体制起源及其性质的批判性视野。这两种讨论话语具有各自的意识形态诉求，均对马克思的思想资源作了过度的或化约的解释。
    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从来都不是马克思始终存疑的一个问题，在他不同时期的著述中所形成的关于亚洲、东方乃至中国或印度的相关论述，并不构成一个需要后人不断重新发现或发掘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真相”。然而，亚细亚生产方式之所以成为了问题，的确是因为，在面临向现代社会转型时，以俄国、印度和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呈现出了和西方社会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至今仍然看不出它们各自在社会结构、制度安排和文化层面上有什么本质性的共同之处。这些由来已久的历史差异和在现实中依然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差异，显然无法断言完全依据一种绝对普遍性的历史观能够加以解释。历史常常是在跳跃和曲折中前进的。特别是在中国革命实践发展与革命道路选择的互动关系中，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讨论，体现了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认识是“一线论”还是“一元多线论”的内在关联，其学术意义与政治影响极其深远。正是在理论、历史和现实的三重关系中，马克思的思想资源被无数次地重新发掘，以期在马克思的名义下，获得最终解决这些问题的话语合法性。由此看来，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仍有必要在当代语境中展开新的思考。
    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实质，可以被概括为世界历史视野中普遍史观和特殊史观的关系问题。关注这一问题的现实重要性在于，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及东方社会理论的讨论和争论，不仅关系到对这一理论本身的评价，而且关系到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可以肯定的是，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正确答案并没有被预先藏在马克思著作的某个角落中，等待我们去细心地考证和发现。本文的着眼点在于，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中，依据对俄国、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的重新观察，批判性地审视前人的理论成果，将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置于迄今已经明了的历史世界中，从而对历史和现实做出尽可能合理的解释。
    一、马克思从普遍到特殊的东方社会理论马克思在研究世界历史问题尤其是研究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初期，一直在试图发现和建构一种具有普世意义、体现进步价值的普遍史观。他对东方社会问题的最初探索，也是在力求构建这种普遍史观视野中的东方社会理论：其实质是依据欧洲的历史经验来观察东方社会，中介环节则是黑格尔关于东方社会的基本观点。
    黑格尔力图超越“原始的历史”和“反省的历史”的局限性，建立所谓“哲学的历史”。按照这种观点，世界历史是由理性主宰的“合理过程”，是“世界精神”(自由意识)演进的“合理的必然的路线”。“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这一种进展是我们必须在它的必然性中加以认识的。”①黑格尔认为，“世界精神”就是世界中多样化现象中的单一性和统一性，且这种本性必须将自身表现为历史的最终结果。黑格尔通过运用历史哲学的剪刀，将历史剪裁为“自由意识”的演进过程，这样一来，历史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就不再是一幅杂乱无序的图画，而是自由和必然的统一体：世界历史不仅具有了它的规律性和普遍性的本质，而且还呈现出由低级向高级渐进发展、由简单向丰富不断展开的特性。
    在黑格尔看来，自由意识以及人类对自由意识的认识，都是处于一个发展、进化的过程中。人类对自由的意识过程是一种发展的过程，并依其对自由意识的程度不同而体现出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惟其如此，黑格尔才把世界历史定义为“自由意识的进步”。黑格尔还用人生分期来比附历史进步的程度，把世界历史演进过程分为前后相继的四个阶段，即：东方世界(人类历史的幼年时代)、希腊世界(人类历史的青年时代)、罗马世界(人类历史的壮年时代)、日耳曼世界(人类历史的老年时代，即世界历史完全成熟阶段)。东方不过是人类历史的起点和幼年时代，只有在西方的日耳曼那里，世界历史才真正地走向成熟阶段。显然，这番论证较为充分地展现了欧洲思维下的进步观念和欧洲中心观念。
    马克思早期在关注和研究东方社会时，并未完全摆脱黑格尔式的普遍史观框架和历史进步观念的影响。马克思在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手稿写道：“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②这里，所谓“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显然不是东方社会独有的特性，而是普遍史观思维框架下历史演进的一个阶段。在马克思眼里，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差异，诸如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保存较为完整的土地公有村社制度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等，只不过体现了东方社会的落后，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③至于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野蛮统治，虽然“从人的感情上”可以为英国在印度的暴行“感到难过”，④但“从遥远的古代直到19世纪最初10年，无论印度过去在政治上变化多么大，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⑤通过英国的蒸汽机和自由贸易的输入破坏了“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⑥即便英国出于卑鄙动机而犯下弥天大罪，却“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⑦在印度完成着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⑧这一见解同样具有黑格尔式的历史进步观念的痕迹。即使在1848年写就《共产党宣言》时，马克思仍然对东方社会给出这样的评价和展望：“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紧接着马克思又说：“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⑨在这时的马克思看来，西方和东方之间存在着文明和野蛮的分野，东方是野蛮的、未开化的、不文明的代名词；东方对西方不仅是从属关系，而且这种从属也是必然的。
    这一时期，马克思所形成的历史观和社会发展观，尚局限于欧洲的社会历史经验。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前，马克思集中研究了从公元前6世纪到19世纪30年代的欧洲历史，重点研究过对世界近代史发生重大影响的法国革命史，兼涉英国、德国、瑞典、波兰、威尼斯共和国等国的历史。可见，《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社会形态划分的观点，即从“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再到资本主义的所有制的观点，⑩其实是他在研究东方社会之前得出的结论，可以说是一种基于欧洲历史经验的普遍史观。这一时期马克思对东方世界的认识，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欧洲中心主义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