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在1938年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标志着世界历史视域中的“俄国道路”和“俄国方式”被完全整合进作为历史宏大叙事的普遍史观的框架，于是，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切入点来解释俄国经验、构建东方特殊史观的尝试，遭到全面封杀。斯大林断定：“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42)在这五种生产关系之外，决无“独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存在。(43)世界历史的演进似乎只有按照斯大林确立的“五形态”序列前后相继向前发展，才能获得其存在的合法性。在这种政治背景下，苏联学者再也不敢越出“五形态说”的雷池，提出与官方立场不符的学术观点，只能利用各自的学科为“五形态说”进行诠释和论证。
    显而易见，斯大林提出社会历史进化的“五阶段论”，试图按照宏大历史叙事和西方普遍史观的路径，将东方社会历史的特殊性、俄国革命的特殊化实践经验上升为一种普遍化的理论建构，旨在构建俄国革命的合法性基础。然而，斯大林的这一做法，表面上是向马克思的普遍史观的叙事逻辑回归，但实质却是假借普遍史观的形式很大程度上阉割了俄国及亚洲(特别是中国革命)实践的真实性和历史性。
    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和中国史观回溯1949年前后中国的学术历程，不难发现，中国历史编纂体系和历史叙事，始终处于斯大林所设定的叙事框架中。特别是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也一直受到苏联学术议题和政治论战的牵引，几个看起来分歧较大的问题与观点，都仍未能摆脱普遍化的历史叙事。这就使得由这些问题域所牵引出来的对中国的历史解释，有可能完全背离了中国的实际历史进程和中国特有的制度安排及社会构造。
    国内第一次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发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其社会背景是中国大革命失败、中共需要重新反思中国社会性质，从而与当时苏联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讨论形成了思想联动。1928年，中共在莫斯科举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政治决议案确认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国家真正的统一并未完成，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铁蹄之下解放出来”，“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并没有推翻，一切半封建余孽并没有肃清”，(44)因此中国民主革命的目标是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土地革命。在当时，共产国际的一些理论家坚持其既有的“亚细亚的”立场，认为中国仍然存在着“独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促进亚细亚的裂变以发展资本主义，否认中国进行以反帝反封建的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民主革命的必要性。这个结论成为引发中国学术界开展“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的导火线之一。
    当时国内学界的讨论主要局限在史学领域。郭沫若在著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提出中国历史“四阶段论”，即西周以前的原始共产制、西周时代的奴隶制、春秋以后的封建制及近百年来的资本制。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的’是指古代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从中国历史来看，“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公社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时代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地进入了封建时代。”(45)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中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属于封建制生产方式，他批评马扎亚尔提出水的力量决定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观点，指出“总不应该倒果为因，拿上层建筑的东西去解释下层基础”，(46)其意图是通过否定亚细亚国家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来反对现实中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翦伯赞则批评“郭沫若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陷入公式主义的泥沼……在方法论上陷于全盘的错误”。(47)杜畏之在《古代中国研究批判引论》一文中也批评郭沫若“机械地固执了一种死的成见或方式”，认为历史的发展毫无规律性可言，“氏族社会可以生育一个亚细亚的社会，如在古代的近东，亦可生育一个古代社会，如在希腊与罗马，又可以生育一个封建社会，如在纪元前十二十三世纪之中国，还可以生育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如南美洲印加帝国下的社会系统。”(48)翦伯赞、杜畏之虽然都不赞同郭沫若的观点，但二人所持基本立场南辕北辙，可谓失之千里。此外，李季认为“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时代”(49)是原始氏族社会瓦解之后出现的独立社会形态，在时间上相当于盘庚迁殷至殷末。胡秋原则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专制主义的农奴制”，中国历史自秦至清末这一时期都属于亚细亚社会，“英国未侵入中国以前的中国社会的基础，是前资本主义的亚细亚生产”。(50)此时，尚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正处于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期，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都存在着诸多不足。对接苏联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环境，不仅使学术讨论不可避免地与政治因素搅和在一起，而且讨论主题也明显受到苏联论战的牵引和主导。仅中共六大前后关于土地问题重要决议案中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表述，就出现了强烈的对比变化。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按照共产国际的口吻明确了1840年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性质是属于“亚细亚的”性质。(51)然而，1927年底，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被苏共开除出党。为了与托派划清界限，表明政治立场，中共在1928年6月召开“六大”制定《土地问题决议案》时，再次修订有关中国社会的“亚细亚的”特征的表述，从“农民力争土地的斗争之意义”出发，否定了中国存在“亚洲式的生产方式”。(52)可见，此次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由于国内学术积累不足，政党的成熟度也不够，不仅缺乏中国自己的问题域和参照系，也难以形成中国特色的独到见解。
    在抗日战争期间，国内出现的第二次“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战，则具有民族救亡的政治意味和更为浓厚的苏联特色。就前者而言，此次讨论是基于抗战的背景下日本学者秋泽修二在1937年后相继出版的《东方哲学史》和《支那社会构成》两书迎合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他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严重停滞的社会，其原因是“农村共同体的有续、残存”和以“人工灌溉”为基础的“集约性的小农经营”，要打破中国社会“停滞的”、“循环的”、“倒退的”现象必须依靠外部力量的介入，才能“给予中国社会之特有的停滞性以最后的克服”。(53)这种明显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张目的论调，遭到了一批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严厉批判，使这场学术论战带上中日民族之争、文化救亡的政治意味。就后者而言，参与论战的这些论者在驳斥秋泽修二曲解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夸大中国社会停滞性现象时，都在争相引述普列汉诺夫、马扎亚尔、哥德斯、柯瓦列夫、雷哈德甚至日本的早川二郎、国内的郭沫若等人的观点，使这场论战的话语系统打上明显的苏联印记，无法摆脱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苏联式解读和斯大林钦定的历史发展模式。因此，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这场论战，从政治上看，带有明显的同仇敌忾、抵御外侮、唤起民众的性质，客观上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对“国是”的话语权；从学术上看，则是对苏联二三十年代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战各方形形色色观点的复制和运用，中方论战者接续了明显的苏联话语系统和斯大林的历史发展模式。欣慰的是，当时史学界受日本“小寇”秋泽修二的刺激，陆续推出“用科学方法写作的”且“观点相当正确的”历史著作，(54)史学大家如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侯外庐、杜国庠等纷纷出版了中国通史、社会史、思想史等方面的传世著作，成为这次论战意料之外的后续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