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内出现了第三次“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就讨论的国际背景而言，一是战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民族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特别是在60年代以后亚、非、拉的新独立国家在摆脱殖民主义枷锁后需要寻求新的社会发展道路；二是随着世界冷战格局的形成，意识形态的对垒使东西方泾渭分明，东方的壮大与发展成为质疑西方的民主与自由、文明与进步的样本，为此，魏特夫等人利用和歪曲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为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政策辩护，歪曲和攻击苏联、中国等东方国家的社会革命和制度性质是“亚细亚复辟”。基于此，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题必然涉及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社会形态更替、东方社会特点、东方革命合法性等重大问题，加之社会主义中国必须实现从革命走向建设，这样，通过讨论建立与自身社会历史特征相符合的理论体系，致力于融汇传统文化精华的“中国化”话语系统的形成，便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1957年，德裔美国学者魏特夫出版了《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一书，提出“治水社会-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影响。魏特夫长期研究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他不仅在该书中大量引证马克思等人关于亚细亚的论述，而且仔细区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在这个问题上“令人遗憾”的“变化”和“倒退”。他认为，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其实指的是一种治水社会，由水利灌溉需要和治水农业组织形成了“东方极权专制”，断言东方社会的人民在强大的专制政体下没有自由，只有全面的“恐怖”、“屈从”和“孤独”。魏特夫认为，如果用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来分析治水社会，就会发现中国和苏联等国存在“亚细亚复辟”的现实，其中斯大林主义就是例证。然而，魏特夫的观点甫一出笼，即遭到国际上许多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魏特夫提出“治水社会”的理据不足，不符合东方特别是中国社会的历史实际；他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有断章取义、任意阉割之嫌，缺乏学者应有的严谨态度；他的观点为西方冷战政策服务的意图明显，失去了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等等。当时，新中国刚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不久，百废待兴，忙于打破国际经济封锁，再加上国内政治运动，对外学术交流除苏联以外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导致对魏氏建构的理论幻象明显地反应不够。所以，参与此次讨论的学者，如童书业、日知、吴泽、束世澂、杨向奎、侯外庐、吴大琨等人，虽然在研究深度上有一定进展，但囿于研究资料仅来自苏联和国内二三十年代的文献供给，苏联模式对我国学术界的影响仍根深蒂固，基本上停留在自说自话的状态，对作为国际学术热点的“魏特夫现象”的实质回应也很有限。
    梳理现代学术史，不难看出，自郭沫若以降，中国学者对中国历史发展的种种解释和论说，大多是在关注和研究东方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过程中，全盘接受马克思社会形态演进论和斯大林历史发展阶段论，并用之于解释和论证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这种现象的实质，是用理论逻辑和普遍规律去剪裁历史、改造历史甚至是阉割历史。回顾和总结马克思的思想演化历程，我们发现马克思从黑格尔普遍史观那里承袭的、基于欧洲经验总结出来的、被后来者如列宁和斯大林等人所归纳的唯物史观，本质上还属于一种欧洲史观。马克思在他的中晚时期对东方社会及俄国公社的研究中所得出的一些睿智见解和理论，并没有在唯物史观的理论谱系中得到必要的、充分的展现。基于东方社会独特性的理论概括，亚细亚生产方式并没有在普遍史观的话语系统中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看来，中国独特的历史演化进程仍然需要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视野中锻造新的解释框架。
    研究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进程，必须彻底摆脱“普世主义”历史观的影响，既要反对任何形式的“西方中心论”倾向，也要反对在马克思主义面目下的各种教条式的做法。这样一种研究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则和方法，也为满足中国当下的现实理论需求提供了可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需要建立我们自己的理论谱系，从而更加坚实地确立以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为基础的民族自信。回归到“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主题，我们不难看到，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的视野中，亚细亚生产方式既是人类社会早期的原生形态之一，也是近代东方社会的历史“遗存”，在其自身独立的发展轨道上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从前资本主义时期向资本主义时期的演进中存在着两条路径：一是“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解体”，二是“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解体”，(55)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以土地公有、国家主导、自给自足等特色而存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究竟在催生和保持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超稳定结构”中发挥着何种作用?当前在我国行之有效的国家主导的社会发展模式是一种完全区别于欧美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这种模式与历史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有何内在联系?显然，必须进行新的理论概括与总结。在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上，现实发展向我们提出的理论需求是：我们既要走出“亚细亚”，也要回顾“亚细亚”。走出“亚细亚”，就是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大潮中努力建立与时俱进的“现代性”，克服亚细亚生产方式遗留下来的“孤立性”、“封闭性”与“停滞性”，扬弃过去的自我封闭旧习、封建宗法制度和自然经济方式。回顾“亚细亚”，就是要继续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所遗留的文化遗存和文化基因，理性地认识这种“文化基因潜质”的历史存在与现实存在，认真分析“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当今中国发展模式和特色道路的关系。
    因此，从普遍史观到特殊史观，既意味着世界历史发展格局下东西方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也是我们分析和研究世界历史发展的科学方法。这不仅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源流和现实建构，而且为我们推动具有自身发展模式的中国史观的建构提供了理论支持。我认为，在建构中国史观的过程中，三个不可或缺的要素是：中国的历史发展模式和现实发展经验，这是我们研究和总结中国史观的历史现实背景；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和晚年的东方社会思想，这是我们厘清和梳理中国史观的基本理论框架；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启的“俄国道路”及其社会主义实践的嬗变，是我们构建中国史观不可缺少的启示与借鉴。这三方面所形成的中国“合题”，就是未来我们确立中国史观的基本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