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上述看法，马克思最初是完全持反对态度的。他在19世纪中叶的观点是，俄国特有的村社土地公有制不可能使俄国避免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俄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并不具有特殊性。1855年2月13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就表现出对民粹派创始人赫尔岑的明显反感和轻蔑：“我不愿意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场合同赫尔岑一起出面，因为我不赞成这样的意见：似乎旧欧洲要用俄罗斯的血液来更新。”(22)对于19世纪50年代末沙俄帝国在解放农奴方面的措施，马克思给予极高评价，他在1858年写就《关于俄国的农民解放》一文，将亚历山大二世宣布的“农民天赋的、根本不应该予以剥夺的权利”提升到与西方资产阶级圣经“人权宣言”同等的高度，认为“沙皇的这个宣言将像罗马教皇的自由主义一样得到全世界同样广泛的反应，并且归根到底将比教皇的自由主义产生远为更大的影响”。(23)在那时的马克思看来，俄国未来的出路仍然同其他西欧国家一样，是积极发展资本主义，为未来的革命创造条件。到了19世纪70年代初期，马克思仍旧坚持这种普遍史观的立场，1870年2月10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再次表明他不同意俄国村社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观点：“对于这种共产主义的黄金国，我从来不抱乐观的看法”。(24)此后不久，马克思对俄国的认识就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对此转变给出了一个解释：一是俄国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日益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寄希望于在俄国发生一场欧洲式的革命”，二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极度失望，“愈来愈加痛恨和蔑视”；(25)另外，《资本论》(俄文版)1872年在彼得堡正式出版也是一个直接的契机，给马克思近距离观察俄国社会的特殊性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该书在俄国面世后犹如巨石击水，引起热烈讨论。俄国《祖国纪事》1877年第9-11期连续刊载了对《资本论》第1卷的争论及有关俄国发展道路的文章。民粹派、自由派思想家纷纷抛出了各自观点。该书译者丹尼尔逊也给马克思寄去了一些论战各方的文章，促使马克思在思想上介入这场论战。针对《祖国纪事》1877年10月刊载的俄国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撰写的《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的文章，马克思于1877年11月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明确提出，他在《资本论》中所分析的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与进程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26)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27)如果有人认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28)马克思就在《资本论》中论证的社会发展道路的原理做出“限于西欧各国”的说明，表面上似乎是向俄国民粹派的立场靠拢，实质上意味着马克思东方观的巨大改变。马克思真正意识到，东方社会具有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天然的特殊性，应该在欧洲立场的普遍史观之外建立新的特殊性视野，基于俄国的“历史环境”寻求新的解释。
    这样一来，马克思与查苏利奇之间那封著名通信就成为马克思构建基于俄国经验的特殊史观的标志。1881年2月16日，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就俄国村社未来命运写信向马克思请教。她在信中说：一些自称马克思“真正的学生”、“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因为确信“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而断言俄国村社“注定要灭亡”，她在信中希望马克思就俄国村社未来命运给出一个答案，“假如你能说明，你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以及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给予我们的帮助会是多么大。”(29)马克思很重视查苏利奇的这封信，反复写了复信的初稿、二稿、三稿、四稿，最后以第四稿作为正式复信发出。马克思在信中再次重申《资本论》分析的“历史必然性”只限于西欧各国：“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过，它实质上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并且说过，‘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的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30)他又强调：“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31)对于俄国未来前途问题，他给出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没有提供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没有提供否定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使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32)这种不太符合马克思干净利落性格的回答方式，表明他确实注意到俄国“历史环境”--俄国公社可能成为“社会新生的支点”--的特殊性，同时又提出“发挥这种作用”的限制条件，是因为看到俄国公社当时所处国内外的险恶环境，而这一点已被马克思逝世后俄国公社迅速土崩瓦解的历史事实所证明。
    问题在于，马克思在这个时候向俄国民粹派立场的靠拢，既给他原先坚持的普遍史观的解释框架带来了困难，也没有被作为民粹派论敌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们完全接受。俄国农村公社的特殊性，到底会在何种程度上产生何种结果，这个问题不仅难以在理论上自圆其说，而且其实现基础也被随后农村公社土崩瓦解的残酷现实所拒斥。在俄国革命需要寻找证明自身合法性的特殊背景下，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开始重提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普列汉诺夫提出的“亚细亚复辟”和列宁构建的“亚细亚图景”，都是在不同角度和层面讨论俄国所独有的特殊性。
    普列汉诺夫之所以重提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显然不是出于纯理论的兴趣而是为了研究俄国未来的发展方向。1906年，普列汉诺夫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四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上，针对土地革命议题，既反对列宁的土地国有化方案，又反对其他人提出的土地私有化方案，他基于俄国的亚细亚特质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土地归地方自治机关即市政局所有的方案。在普列汉诺夫看来，俄国是一个亚细亚形态的专制国家，沙皇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就是土地国有制，所以未来俄国革命如果不砸碎土地国有制的“锁链”，就有可能在俄国重现专制统治，他称之为“亚细亚复辟”，就如同17世纪俄国、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及1848年法国革命后因为土地国有化出现的复辟一样。他认为，土地的市有化方案可以通过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方式来消灭反动势力卷土重来的经济基础。“市有化则是另一回事。万一复辟，它决不把土地交给旧制度的政治代表人物；相反，在掌握土地的社会自治机关中，它能造成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并且这将是一种很强大的支柱。”(33)普列汉诺夫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并非相继更替的生产方式，因为“生产力在氏族组织内部增长的结果”，是在西方产生了古代奴隶制生产方式，而在东方的经济发展逻辑中却“并没有引导到古代生产方式的出现”。东方国家在“氏族组织崩溃”后产生了独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并与古代奴隶制和中世纪封建制同时并存。(34)普列汉诺夫的意图显然是通过凸显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来构建东方式的特殊史观。不过，他又认为，俄国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经过相当长的资本主义发展后再进行社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