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目前在国内外学界中，关于“四国同盟”的表述形式并不统一。徐勇在《征服之梦：日本侵华战略》中将其称为“四国协商”；三宅正树在《斯大林、希特勒与日苏德意联合构想》将其称为“四国联合”；而清水良三(《日德意苏四国同盟构想的崩溃》)、尾上正男(《日德意苏四国同盟问题》)等则将其称为“四国同盟”。笔者通过对日本原始档案资料的梳理，以及对当时日、德、苏三国交涉过程的分析，认为“四国同盟”这一称谓更符合当时历史原貌。
    ②所谓的“薄墨外交”论是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对德所提倡的外交思想。有田认为从国际形势上来看，在对德结盟问题上应该像画山水画那样，最初要用“薄墨”去处理，后来以便于修改，主张最初应该同德国缔结“模糊协定”。
    ③在国内，对“陶德曼调停”进行研究的学术论文很多，笔者就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进行梳理、归纳如下：张北根在《1933-1941年的中德关系》中指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加大了对德“压力”，并以退出“防共协定”相要挟，要求德国站在日本立场对侵华战争进行调停(《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何兰在《德国调停中日战争及其在日德关系中的地位》中指出，“陶德曼调停”是德国在远东对华和对日政策发生改变的一个转折点(《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王同起在《陶德曼调停始末》中指出，德国之所以“调停”中日战争，是由于德国为了在远东达到利用日本防苏和遏制英国的目的(《历史教学》2000年第10期)；陈仁霞在《陶德曼调停新论》中，利用德国和中华的原始档案资料，翔实考证了“陶德曼调停”的全过程，从而论证中、德、日三角关系的角逐过程(《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夏忠敏在《试析德国在“陶德曼调停”中的亲日倾向》中指出，“陶德曼调停”是德国在远东由“中立政策”向亲日政策转换的重要标志(《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雷国山在《关于“陶德曼调停”研究的几个遗留问题》中，从蒋介石拒绝日本“和谈”原因、日本加重“和谈”砝码和日本“新条件”出笼过程入手详细分析“陶德曼调停”过程变化特点(《江海学刊》2005年第5期)。
    原文参考文献：
    [1]鹿島平和研究所.日本外交史(第21卷)，日独伊同盟·日ソ中立条约[M].東京：鹿島平和研究出版会，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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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意]加莱阿佐·齐亚诺.齐亚诺日记1939-1943[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14-215.
    [10]豊田穣.松岡洋右--悲劇の外交官(上)[M].東京：新潮社，1979：40.
    [11]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档案.リッペントロップ腹案，B02032959700[Z].東京：外務省外交史料馆，1941：176-177.
    [12]日本参谋本部.杉山メモ--大本營·政府連絡会議筆記(上)[M].東京：原書房，1967：5.
    [13]ボリス·スラウヴィンスキ一.考証日ソ中立条约--公開されたロシア外務省機密文書[M].東京：岩波書店，1996：1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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