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中美学界关于美国国家利益研究的重点在于其国家生存与安全战略方面，甚至在冷战结束后仍然如此。然而，对于美国社会发展中的国家利益研究却相形见绌，不成体系。至于能够反映美国历史传统的外来移民和政策领域，虽然各方辩论中能不时地听到与国家利益相关的言论，但相关研究却是凤毛麟角。特别是关于美国人才吸引战略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形成过程、表现形式和制约因素等问题未见深度分析。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国家利益与美国人才吸引战略发展中的制约因素进行分析，一方面有利于学界加深对美国人才吸引战略研究的准确定位与深入认识，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微观上展示各种利益冲突性因素的作用及其对人才吸引战略发展的影响，进而丰富有关国家利益的理论性研究。
    一、国家利益研究中被忽略的层面自从19世纪80年代欧洲学者关于“利益”概念的研究传入美国之后，因当时美国转型时期的各种矛盾冲突日益加剧，党派斗争、劳资矛盾、民族冲突以及美国人排斥外来移民等，不一而足。所以，“利益”日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相应地，美国学界的研究发展之快、成果之丰硕，以至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阿尔宾·斯莫尔(Albion Small)惊讶地发现：“没有哪一个术语比‘利益’概念的使用更加频繁。”公开发表成果中关于个体与群体利益的概念、含义及其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都达到了相当精深的程度。例如，1908年美国学者阿瑟·本特利(Arthur Bentley)在其《政府程序》一书中提出了“无一集团无利益”的精彩论断。他认为，无论是个体或群体，其活动都是利益驱动的结果。人们之间无不因共同的利益观念而聚为一体，从而形成利益集团。“每个群体的行动就是其价值判断或利益的表达。”[1](P362，367)到20世纪30年代，把利益问题提高到国家层面上进行研究的第一人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他在1934年出版的《国家利益的观念》中，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探讨了从王朝到现代国家发展过程中国家利益的表达与实践。在这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著作中，他认为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不是国家安全，而是体现美国地方与全国发展的经济利益。为追求国家利益而制定的外交政策实际上是满足美国经济发展的载体，它是美国不同地区利益集团及代表在国会和白宫相互斗争与妥协的结果。[2]
    遗憾的是，比尔德关于国家利益的研究却因二战的爆发而被打断。随着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美国学界关于国家利益的研究发生转向。学界研究的重点不再是满足于美国社会发展需求的经济利益，而是如何应对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生死威胁。虽然这一时期争论的焦点是以强调经济与军事实力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学派和以强调道德范式、输出美国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为代表的理想主义学派之间的争论，但是，关注美国外部环境安全与国家的生存却成为美国学界研究的重中之重，并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期。在苏东剧变后，虽然美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外部威胁不复存在，可是美国学界围绕国家利益的研究仍未脱离外交领域。略有不同的是，研究内容中增加了些许国内因素。例如，亨廷顿在其《国家利益的侵蚀》一文中认为：“冷战结束后的年代见证了围绕美国国家利益激烈的、广泛而混乱的辩论。”其原因是，国际上贫富国家之间的冲突、回归民族传统的政治运动、部族间无政府主义冲突、民族融合与分离的冲突等，都对美国的价值观构成了巨大挑战。在美国国内，复杂多变的社会矛盾也加剧了美国国家利益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1965年移民法颁布之后，随着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有色种族移民涌入，美国人口、种族和文化等都发生颠覆性变化，原有的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单一核心的民族文化被日益成为主流的民族多元化趋势所替代。这些有色种族的移民不像二战前的欧洲移民那样积极融入美国社会，而是各自保留着自己的文化。他们“拒绝承认美国存在着共同的文化……提倡种族、民族和其他的次国家文化认同(sub-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与群体特征的重要性”。由于美国“没有一种明确的国家认同意识，美国人已经变得不能界定他们的国家利益。结果，次国家的商业利益、超国家和非国家的民族利益已经开始支配外交政策”。亨廷顿所指的次国家、超国家和非国家的民族利益，是指美国的有色种族群体在金融资本、专业技术和商品生产等各方面支持母国的社会发展。同时，他们还利用手中的政治资源，调动美国的政治力量为其母国服务。这种少数民族利益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国内化趋势”构成了美国最大的威胁。[3](P28-29，33-34，40)因为它造成了美国国内缺乏共同的国家认同，无法形成共同的国家意识形态，美国人为之奋斗的自由、平等、民主观念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以这种基础为目标的国家利益也就失去了方向。
    几乎与此同时，著名学者约瑟夫奈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没有单一的国家利益”。美国的国家利益是相对于他国的国家利益而言的，保卫美国国家利益的方式、目标和程度，都取决于美国与外国的关系。在他看来，类似于苏联那样能够对美国国家生存与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的对手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扑朔迷离的多重矛盾组合，其大致可分为三类：A是类似于冷战时期苏联对美国生存的威胁；B是对美国利益不可避免的威胁，例如伊拉克和朝鲜；C是可能会对美国的安全产生间接威胁的国家和事件，如海地、卢旺达、索马里和科索沃等种族清洗事件。在上述三类目标中，美国面临的威胁类别可能会发生置换。C类目标可能升迁到B类，“科索沃本身不是一项重要的美国国家利益，它只是触及A类目标中的问题”。因此，美国应根据形势变化调整自己的国家利益目标。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既可以使用“硬实力”，也可以使用“软实力”。“在信息化时代，软实力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4](P23，25，26-30，34)在这个时期，美国学界关于美国国家利益的研究中，关于利益集团游说与两党政治的研究日益增多。有的美国学者认为，美国进入了“一个由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在全国政治中从事生气勃勃的活动的时代。在过去20多年来……私有利益集团在华盛顿提出的要求之多，实质上达到了一种爆炸性的程度”[5](P587)。在研究的内容中，有的学者以经济全球化中的相互依赖为视角，认为美国各州政府也被纳入新型的国家经贸秩序之中。各州为增加出口和经济收入，都在保护当地工业。在全国性决策中，由于“国内和国外因素相互交织，国家管辖的外交事务中夹带着越来越多的传统的州政府关于经济发展和公民福利的各种特权”。于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就成为一种应对“复杂多样的国内政治和经济需求”[6](P81)的政策。有的学者专门研究了利益集团如何在国会游说及其对提交给国会专业会委员会议案命运的影响。在此过程中，利益集团不仅影响着持支持立场的议员，而且被游说的议员还会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去打动更多的议员，以求获得更加广泛的支持。一些资本雄厚的利益集团甚至可以越过其在国会的支持者，直接在那些态度尚不明确的议员之间进行游说，最终使通过的立法满足自己的要求。[7](P775)还有学者认为，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中，“政府决策者的决定就是国家利益”。因为政府拥有代表社会共同体行使国家权力的公众授权。它规定了领导者行使权力的范围与监督机制，而政府决策的责任制度决定了政府政策的可信度。所以，政治授权中的限制性条款能够确保国家领导人不会做出与社会福祉相反的决策。“如果一项民主共识能够得到表达，它就会使得某些决策等同于国家利益。”[8](P41-42)因为国家利益就是建立在吸收民众认同的公共利益基础之上的政策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利益等同于政府政策”[8](P4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