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史逐渐开始成为专业历史学研究的一个独立领域，世界史学家集中关注和研究的主要是政治、社会、经济、人口和环境等具有浓厚物质意味的领域。就像流行的比较经济分析、帝国扩张进程和殖民统治案例一样，跨文化贸易进程、大规模移民、流行性疾病和环境变迁也成为世界史学家普遍关注的课题。当代世界史学有这样一个重要的假设，即认为历史发展不局限在个体社会或文化区域的界限之内，相反，跨文化互动和交流影响了世界历史上所有或者几乎所有民族和社会的发展。如果这一观点是正确的，我们就有理由认为，跨文化互动和交流不仅有政治、社会、经济、人口和环境的含义，而且也有文化的含义。
    作为一个历史学问题的文化交流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文化史”的旗帜下，文化课题研究在大历史学科中长盛不衰。然而，对于跨文化交流和互动的文化维度，世界史学家却反应迟钝。人们回避对文化发展做全球性的历史分析，可能是因为文化分析本身就比较棘手。很显然，对于历史发展的文化维度，在界限明确、目标集中的语境中进行探索比在宏大的、比较的、跨地区的和全球的语境中考察要容易一些。考虑到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人类学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这一点就更确切无疑了。在他的人类学研究中，文化分析以地方知识为依托，采取了深描的形式，关注人类在特定而明确的社会中为自己编织的意义网络。事实证明，格尔茨的人类学对于理解特定的文化环境是极其成功的，但是，它并不能轻易用于研究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之间的互动、联系和交流。
    当历史学家把关注点从个体社会转移到大规模比较的、跨地区的和全球的课题的时候，他们发现，对文化借鉴的意义、宗教信仰改变的程度、文化交流的内在动力进行评估，比计算丝绸的贸易量、探寻物种交流的后果或者概括殖民统治的结构要困难得多。对于分析源自跨文化互动和交流的文化发展，还没有一个主流的范式可循。例如，关于现代政治经济，现代化学派或世界体系学派有各自的思想观点，而这种文化发展的研究却没有类似的自成一体的研究理论。世界史学家还没有探索出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研究文化发展的方法，他们甚至没有采纳可用于探究文化发展的任何既定的术语或研究惯例。
    尽管文化史研究有其固有的复杂性--在比较的、跨地区的、全球的规模上开展研究时尤其如此，但是，跨文化研究的文化层面却要求世界历史学家予以关注。“文化交流”一词可以指多种历史发展，包括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教育、哲学宗教等传统--它们反映了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传播，尤其关注当不同社会的代表和不同传统的支持者互相间频繁交流时所发生的调适和其他反应。
    当不同社会和文化传统的人们卷入系统而持久的互动的时候，或多或少的文化结果会随之产生。不同社会的人们在长时期内进行互动，但彼此文化传统间的交流却稀少，这种情况可能会存在；但是，更为常见的情况是，异质文化传统会引起其他文化传统的反应，或对其产生影响。有时，经常接触异质传统会导致对陌生文化传统的反对、厌恶甚至是积极的抵抗；有时，接触新观点会启发兴趣，并导致接受新的传统。然而，即使人们采纳新的方式，例如改信另外的宗教信仰或接受一套新的价值体系，他们也不可避免地进行文化调适，以弥合固有传统与外来传统之间的差异。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在思考大规模的技术交流模式时，历史学家阿诺德·佩西指出：与其把技术交流称为“技术扩散”，即把它想象为技术原封不动地从一个社会传播到另一个社会的过程，不如把它称为“技术对话”或“技术对立”，即把它视为技术在不断跨越社会和文化区域的边界的时候进行调适和调整的过程。①的确，文化混杂、转化、融合的进程通常是文化交流的特点。
    鉴于缺乏普遍认可的范式、理论、学术惯例甚至研究术语，历史学家如何才能更好地在比较的、跨地区的、全球的语境下考察文化交流的进程呢?当世界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转而关注文化交流时，他们都表现出来强烈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倾向。他们广泛地从人类学考察、社会理论和后殖民学术等资源中吸收理论的、分析的和解释的灵感。文化研究显然无规则可循。但与此同时，它又迫切需要探索从全球的视角来理解微妙而又复杂的文化发展史的一定之规。为了探究这一学术工程，本文首先回顾学者们已经勾画的关于文化交流的一般性看法，对于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些研究方法予以详述，然后概述他们已经认识到的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宏观模式。
    文化交流的研究方法与经济发展的全球历史研究不同，文化交流研究迄今为止还没有被哪种通行性理论所诱惑。在揭示大规模经济发展和西方兴起的研究中，有三个特色鲜明的思想学派为这个庞大的学术门类提供了框架，它们分别是现代化学派，世界体系学派，以历史学家肯尼斯·彭慕兰、王国斌、安德烈·贡德·弗兰克、杰克·戈德斯通、罗伯特·B.马克斯为代表的加州学派。②这三个学派主导着人们对于大规模经济发展和西方兴起的认识。文化交流的进程已经造就了一些有影响力的理论学家，但尚无一人能像那三个学派那样深刻地影响人们对文化交流的普遍理解。
    阿诺德·J.汤因比以他独特的方式认识到，文化交流的进程值得关注。在他大部头的《历史研究》一书的后面一部分，他论述了“文明在空间中的接触(同时代文明的碰撞)”，探索为文明间的普遍理解提供可能性的文化交流模式。如同其著作的其他部分那样，汤因比对于文化交流采取了苛严、冷漠的态度。像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和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一样，汤因比看重文化的纯洁性，即人们想象中的貌似具有内在一致性社会的无瑕的文化表达。同时，他认为文化交流和文化借鉴是令人生厌的混杂，有时甚至用“混种”一词来特指这一现象。他主张，当一个社会处于解体的状态时，文化影响的传播(汤因比的用语是“文化辐射”)最为活跃。他进一步指出，这一过程损失巨大，因为当一个特定的社会传播其影响时，它的大门也打开了，导致外来文化元素的侵入，玷污了其自身的想象中的文化纯洁性。③这种对文化纯洁性的极度焦虑情绪反映了一种仇外态度，导致汤因比(以及斯宾格勒等人)对文化交流的研究心存偏见，甚至极度扭曲。在他的大脑中有一个先入观念，即文化交流牵涉一些不良行为，这些先入观念损害了他对于作为一种历史进程的文化交流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