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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和非洲大部分地区没有遭受引入疾病所导致的流行病的打击，因此也没有经历美洲和太平洋岛屿社会所遭遇的那种灾难性的人口下降。除了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中非这几个地区之外，在大约从1500年到1800年的现代早期，它们也没有遭受欧洲人的征服和殖民统治。然而，在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地方，欧洲基督教的确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接纳基督教明显反映了本地的和外来的宗教利益相互调和的过程。在菲律宾群岛，正统的罗马天主教最终吸引了数量众多、充满热情的追随者，但最初的皈依者通常把传教士的说教与关于社会和文化礼仪的传统观点协调起来。(24)与此类似，在刚果王国，很多人从引进的信仰中获取了灵感，并把它转到意想不到的方向。例如，刚果女先知比阿特里斯·基姆帕·维塔夫人(Dona Beatriz Kimpa Vita)宣称是圣安东尼的附体，谴责巫术和奴隶贸易，按照她的观点修改罗马天主教礼拜仪式，宣扬耶稣和玛利亚是黑皮肤的刚果人，并致力于塑造适合于自身社会的基督教。她发起的运动吸引了狂热的参加者，但是在1706年，政治和教会当局以巫术的罪名处决了她并残酷镇压了其追随者，此后该运动衰落下去。(25)官方镇压也是中国的小规模基督教社团和日本的大规模运动衰落的原因。在这里也同样，调和的过程充分显现出来。在欧洲基督徒和日本皈依者遭到残酷镇压后，少数日本“隐藏的基督徒”秘密地坚守自己的新信仰。他们与欧洲、亚洲、美洲或其他任何地方的基督徒失去了联系，因此，他们传播信仰所依据的是记忆而不是正统文本或宗教权威。其结果是形成了融合基督教基本教义以及佛教、神道教和民间文化元素的综合性文化传统，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教义和仪式高度混杂的特色鲜明的信仰。这种信仰适应了乡下渔业社会信仰者的需求和利益，这里是隐藏的基督徒的主要根据地。(26)如果说地理探险和扩张在现代早期扩大了欧洲文化的影响，那么，工业化和帝国主义这两个并存的进程则在19世纪之后进一步增强了欧洲和欧裔美洲的文化实力。因为欧洲人和欧裔美洲人有更好的办法来探索和构建关于自身社会之外的世界的知识，而且有更好的手段来行使权力，这样，爱德华·W.萨义德所批判的那种东方学知识取得了新的意义。迈克尔·亚达斯、伯纳德·S.库恩和其他许多人都探讨了这种东方学知识的特点和影响。亚达斯描述了欧洲评论家对同时代的非洲和亚洲人的认识的转变。他认为，欧洲旅行家在17世纪最初介绍印度和中国科学的时候，发现了很多值得欣赏的东西。然而，随着启蒙思想、现代科学和机械工业的迅速发展，欧洲人对其他民族的评价相应地稳步下降了。久而久之，对印度和中国成就的有所保留的称赞被以下内容所代替：对停滞社会的蔑视；相对亚洲人特别是非洲人的欧洲种族优越论；关于欧洲理应主导世界的意识形态；欧洲人有义务在非洲和亚洲实施教化工程的意识。(27)与此同时，库恩所关注的是英国发现、构建、汇编关于印度的知识如何具体推动了英国的文化和殖民霸权。掌握印度语言、汇编法律、收集艺术品都推进了构建知识体系以便利殖民统治的宏大工程。(28)全球帝国、机械化工业和东方学知识并不能保证欧洲人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文化选择强加给殖民地人民。欧洲传教士在亚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播种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时候所倚仗的是帝国权力和东方学知识两个因素。然而，接受方的反应却存在巨大差异：有人直接拒绝传教士的劝导，有人怀疑他们的动机及其与殖民当局的关系，也有人建设性地曲解并适应欧洲人的教义。(29)我们承认欧洲人在海外并不享有绝对的权力，然而，近来关于德国海外帝国的研究发现，东方主义的表述对于殖民地人们的现实命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德国人种志学者这样描述下列人群：西南非的赫雷罗人残暴、野蛮；萨摩亚岛民处于未受文明沾染的原始状态；中国人聪明、务实，其辉煌的历史足以说明这一点，但是现在却陷入堕落、贫穷和停滞的泥潭，能力无从发挥。这也许就不难理解了，德国殖民当局相应地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对赫雷罗人施以残酷屠杀；与萨摩亚人建立起温情的但家长式的、剥削的保护关系；在青岛的德国势力范围中尽量向中国人学习，但同时也通过种族主义的透镜来看待半殖民地臣民。(30)1900年特别是1950年以来，尽管传教和寻求皈依者的努力还在继续，但世俗文化交流大大增加了。欧美大学成为向全世界传播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社会科学和法价值观(legal values)的重要场所。欧洲、美洲和日本的企业影响了世界的企业惯例、企业价值观甚至企业服装(表现为企业员工的制服)。主要由欧美资本利益所驱动的全球化现象推动了寿司、商业化体育、牛仔裤、宝莱坞电影和世界音乐的传播。历史学家才刚刚开始思考这些文化发展，描绘其大的发展模式，分析有助于解释这种发展的大规模动力。然而非常明显的是，文化交流继续发生在不同社会的人们、不同文化传统进行互动的背景之下；进一步说，文化交流继续反映着卷入跨文化互动和交流的世界上的人们所能利用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其他类型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