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教士或其他代理人那里了解到新宗教的人可以有多种选择。对于新的文化或宗教，可以不理睬或拒绝，这也许是刚接触一种新奇说教时最为常见的第一反应。有时，拒绝采取了暴力抵抗和反抗这样的极端形式。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宽容新来的文化或宗教，并且有选择地利用它所提供的机会：如果异域传统的推介人不仅带来了怪异的学说，而且带来了新的知识，那么部分地接纳也许是可取的。然而还有第三种选择，即割断与本地文化或宗教传统的联系，原封不动地接受一种新的传统。这种可能性也许并不大，因为完全皈依一种新的文化或宗教传统常常是非常麻烦的。它或许需要接受新语言、食品和风俗；或许需要与家庭、朋友、熟人和业务伙伴形成新的、不自在的关系；或许需要剃发或蓄发，穿特别的服装，损毁身体的某些部位。尽管如此，皈依新的文化或宗教传统的行为在世界历史上频频发生。而且，皈依往往不单纯是个人追求自我发展的行为，它也是一个社会现象，因为个人皈依达到一定的数量，就有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文化转型。
    考虑到皈依的障碍，第三种选择值得特别关注，并且需要至少从两个层次上进行分析。一个层面的问题涉及皈依一个不同的文化或宗教传统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无可怀疑，皈依新宗教传统的很多个人在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皈依很重要，因此他们的皈依是自觉的、有意而为的；我也不排除这种极大的可能性，即真诚地接纳宗教教义的冲动驱使或至少伴随着一些皈依行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皈依者在接受新宗教的时候对新宗教的理解恰如长期的信仰者所理解的那样。在对新宗教进行简单翻译或解释的时候，必然要使外来思想适应人们所习惯的看待世界的方式。结果就是，不同主张的调和必然伴随着皈依，因此或多或少的，皈依者在从一种文化或宗教立场转移到另外一种立场的时候，总是通过自己本地传统的滤色镜来看待新的选择对象。很多研究显示，一些重要的宗教传统的发展并不是以其铁板一块的形式进行的，因为不同地理位置的倡导者和皈依者为了地方的需求和利益而对它们进行了调适。(16)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涉及皈依与皈依发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背景之间的关系。在很多情况下，可以对皈依进行社会学的解释，即个人的文化和宗教选择与他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利益是一致的。在一些情况下，统治当局支持一个受青睐的传统或压制一个不喜欢的传统，对于个人的文化选择施加影响。国家通常提倡一个特定的传统(通过赞助宗教机构或者在招收重要职位人员的时候偏向于某个社团)或者阻拦一个不受欢迎的传统(通过差别性征税、打压宗教机构、实施迫害)。在把个人引向国家所推崇的文化或宗教传统方面，这些手段很少取得满意的效果，但是从长远来看，它们能够对整个社会的文化景观产生深远的影响。除了国家政策，社会和经济利益也能深刻影响个人的文化和宗教选择。在历史记载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个人接受了组织良好的外国人所带来的新的文化或宗教，这些外国人同时也提供了职业的和生意的机会。皈依一个新宗教并不一定完全以金钱为目的，但是，它能推进不同社会人们之间的相互了解，从而带来社会和经济的利益。久而久之，家庭和社区把所接纳的宗教一代代往下传，并且也在不断吸引新的加入者，这样，引进的传统就能找到坚实的立足点，并且影响整个社会的文化景观。
    刘欣如和沈丹森近来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语境下思考佛教从印度向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成熟的经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充实完善了上述一般性观点。刘指出，公元1-7世纪佛教在中国确立其地位正好发生在印度与中国贸易的背景下。最初，贸易给为数不多的佛教商人和中国皈依者带来了宗教仪式和宗教纪念所需物品，佛教从中直接受益。到7世纪，印度与中国间的贸易繁荣起来，从事贸易的主要是佛教商人，他们从中获利，同时，中国日益扩大的佛教社团，包括当地皈依者，也得到好处。沈则把关注点集中在7-15世纪的历史时期。他的研究显示，这种贸易模式一直持续到10世纪，而且，官方使节往来也像贸易活动一样，推动了佛教向中国的传播。沈发现，10世纪后，尽管贸易继续存在，但是中国的佛教社团日益与印度的佛教社团脱离，因为后者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倡导者的压制下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17)总之，刘和沈的研究充分显示，贸易和外交活动是佛教对印度与中国间的广大地区施加影响的重要环境因素。当然，他们并没有把复杂的文化交流的阐释完全降格到物质层面。
    现代的文化交流这里勾勒的文化交流模式并没有在1500年瓦解，恰恰相反，这些模式在现代时期存在了很长时间。这丝毫不令人奇怪，因为肇始于1500年的全球一体化时代只不过是漫长的1000年中的半球一体化的延续。(18)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Sanjay Subrahmanyam)和C.A.贝利都关注文化要素的流传，而这是连接起前现代和现代的纽带。特别是在东半球，商人、外交官和其他旅行者沿着古典时代晚期以来的路线，持续不断地向其他社会和文化传统的人们传播思想、神话、宗教教义以及重要的异域知识。这种交流如此广泛，在许多地方引起了同样的问题。正如贝利所言，不同社会在面临同样的文化问题的时候采取了类似的态度，如进行改革运动等。(19)然而，全球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在1500年之后发生了改变。1500年后，欧洲人独享到达世界各地的空前的便捷手段，因而有机会从中攫取众多好处；1800年后，随着机械工业的出现，他们进一步取得经济、技术和军事上的优势。(20)即使有一些文化交流进程延续根深蒂固的模式，其他的进程则明显反映了欧洲人日益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一轮引人注目的地理探索和发现后获得，在工业化和帝国主义以惊人速度推进的过程中得到增强。
    1500年后的几个世纪里，权力是文化交流进程中的核心因素，这一点甚于前现代时期。无可怀疑，与前现代相比，文献资料增多了，为更好地理解交流模式打下了基础。那些能够得到所需资料的人们，利用制图学、人种学和历史学构建了关于同时代较为落后的人们的知识，这些实践是早期现代和现代时期帝国的最重要文化工具。权力并没有赋予欧洲人把自己的文化选择强加于他人的能力，但是，它保证了欧洲文化传统拥有异乎寻常的扩张机会。欧洲的文化要素，包括基督教的几个分支、现代自然科学和商业惯例，展示在世界广大地区面前，其范围要大于其他地方的文化因素。在20世纪之前，甚至拥有广大信众的宗教传统，如佛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也主要局限在东半球。与此形成对照，大约1500-1800年间，欧洲商人、传教士、探险家、殖民者、移居者和其他旅行者把自己的文化偏好介绍给美洲大部分地区以及亚洲、撒哈拉以南非洲、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和太平洋岛屿的部分地区。通过地理勘察和扩张，欧洲观察家得以绘制全球的文化景观图，并开始构建关于其他民族及其文化传统的知识体系。当然，这也给其他民族提供了机会，形成关于欧洲来客的印象，并评判他们的文化行囊。这样看来，评价其他民族、构建人种志是相互的，但是，欧洲人享有并不对等的优势，因为他们所汇编的全球文化知识体系比其他民族所汇编的要庞大得多。(21)对于理解现代时期文化势力的扩展，政治、社会和经济背景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参照依据。在美洲，由于天花和其他疾病的引入而带来的征服和人口大幅度下降常常动摇了土著人对本地文化和宗教传统的信心。他们并没有马上放弃本地传统而接受基督教。恰恰相反，传统宗教信仰仍然流行，对于欧洲传教士努力赢得皈依者的举动，一些人有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一些土著美洲人的确接纳了基督教，但他们常常把这种新信仰与早先的本地信仰融合在一起。(22)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欧洲殖民者不断加强对土著社会的控制，持续压制前哥伦布时代宗教的宗教仪式，有时甚至采取强有力的暴力行为，这样，传统的信仰逐渐消失了，基督教成为唯一可以选择的制度化(兼办慈善或教育的)宗教。由于疾病的引入，澳大利亚和许多太平洋岛屿也经历了类似的征服和人口减少，欧洲移居者用暴力压制土著文化传统，土著人束手就擒了。(23)在这里也是同样，土著人常常接纳了基督教，最初是将信将疑地、试探性地，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很多太平洋岛民深深陷入了外来信仰，并对它进行解读和调适，以适应自身社会的需要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