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早的历史时代--那时缺乏欧洲人在过去500年中所提供的那种丰富资料--情况又如何呢?研究前现代时期的文化交流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出于把跨文化交流放到其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语境中来考虑的原因，我倾向于这样的研究方法，即找出跨文化互动频繁的历史时代或时期，追溯不同时期的不同环境体系下所形成的不同文化交流模式。⑩这样一篇短文不可能涉猎历史学家所认定的跨文化交流的所有历史时期，因此，本文将论述两个大的历史时期--约1500年之前的前现代时期和过去500年的现代时期--中跨文化交流的特征。在这两个时代，文化交流的进程取决于多少有些不同的历史动力。
    从最早出现公认的、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文化社会起，文化交流就已经发生。尽管相关史料早就消失了，但这一点我们不用过于怀疑。J.R.麦克尼尔和威廉·H.麦克尼尔认为，在距今约40000年到10000年的世界许多地区，关于灵魂和人神关系的泛灵论和萨满教可能就已经流行。诚然，这种说法有推测的成分，但是，考虑到泛灵论在狩猎采集人群中的广泛分布，以及弓箭技术在该时代的后期很可能已传播到世界大部分地区，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11)无论如何，早在农业发明和定居社会出现之前，早期人类群体就有充分的机会进行交流：在狩猎采集人群因季节性迁徙而互相碰面的时候，他们交易异域物品，筹划不同社群间的婚姻，传播技术发明，并且交流信仰和思想。
    定居社会出现后，跨文化互动的进程把个体社会连接为交通和交流的巨大网络，而在这些进程中，文化交流的成分日益显现出来。我不认为文化发展纯粹是由其他类型的互动带来的，而是认为，在跨文化贸易的过程中，在大规模移民过程中不同人群相遇的时候，在帝国扩张或殖民统治的背景下来自不同社会的人们互动的时候，文化交流总是在发生着。鉴于资料缺乏，难以搞清这些早期文化交流的细节，但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远程贸易中或者在印欧语族和班图语族迁徙的过程中，文化交流一直存在，这一点同样也是难以怀疑的。(12)文字发明后，文化交流的进程变得清晰起来。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河领域和其他地方，早期城市和行政聚落为来访者提供了机会，同时，人们也勇敢地走出去，与更大世界的人们和同行建立了联系。最晚从公元前3500年起，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埃及人就开始了互相间的贸易，到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代，贸易把西起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和埃及，东到阿富汗和印度河领域的广大地区联系起来。尽管直接证明存在文化交流--与物质交流相对应--的资料有限，文化交流无可怀疑伴随着该地区的旅行者和商人。例如，埃及人似乎从美索不达米亚人那里借鉴了艺术图案、船只设计和文字。(13)在西半球，早期文化交流的资料更为稀缺。但即使在那里，考古学家仍然能够通过绘制古代北美宗教膜拜和丧葬等具体的文化工艺品的传播与分布图，来追溯某些文化交流的足迹。(14)随着大帝国的出现，跨文化互动进一步加速，广泛的贸易、旅行和交通网络建立起来，为遥远社会间持久而系统的交流打下了基础。在早期的互动网络中，丝绸之路网络是最为广阔的，大约公元前200年之后，它不仅便利了商业和物种交流，也便利了文化交流。丝绸之路作为陆路和海路网络，商人们通过它交易丝绸、香料、马匹、玻璃和其他商品，这一点人所共知；但丝绸之路也是宗教和文化传统传播的通道。陆路连接起从中国和朝鲜到大夏和印度再到更远的伊朗和地中海沿岸的各社会，而海路网络作为辅助手段，保证了航海者在中国、日本、东南亚、锡兰、印度、伊朗、阿拉伯半岛和东非之间的航行。伊斯兰教兴起后，这些陆上通道和海上航线的运载量极大提高，不久，另外一个穿越撒哈拉沙漠的陆路网络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与地中海沿岸联系起来。
    最初，东半球的陆路和海路是出于商业和军事目的开通的，但也成了宗教和文化传统传播的重要通道。佛教从其印度老家传播到伊朗和中亚，后来传播到中国、朝鲜、日本和越南。基督教沿贸易路线，从巴基斯坦传播到地中海沿岸各地，向东则传播到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印度和中亚部分地区。不久，摩尼教也在大致相同的区域内传播。伊斯兰教的影响更是以惊人的方式，从其老家阿拉伯半岛，扩展到东起印度尼西亚、西到摩洛哥、南达撒哈拉以南非洲部分地区的欧亚大陆的广阔地带。从7世纪到16世纪，所有这些信仰不断进行地理扩张，并且吸引了遥远地区的众多热情支持者。科学、数学、技术和医学传统也从最初的老家传播到遥远的地区。
    如何解释这些宗教和文化传统的广泛传播?(15)文化交流得以发生的大背景值得密切关注，而一旦关注大背景，我们就能够聚焦于影响文化交流进程的各种各样的权力。政治背景是由几个大帝国所塑造的，它们使亚欧大陆很多地区实现了安定，远程旅行因此成为可能；它们在一些情况下还为了实现文化统一而鼓励接纳某个特定的宗教。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时代这些国家包括中国的汉朝、印度的孔雀王朝和贵霜王朝、伊朗的塞琉古王朝和帕提亚王朝、地中海沿岸和欧洲的罗马帝国。在从大约500年到1000年的历史时代，主要帝国包括中国的唐朝和宋朝、从地中海东岸到北印度的阿拔斯王朝、地中海沿岸的拜占庭帝国。在从1000年到1500年的500年中，主要的国家包括游牧民族建立的跨地区帝国，如塞尔柱突厥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特别是蒙古帝国，还有中国的明朝那样的传统形态的国家。至于说社会和经济背景，这个前现代的、前工业化的世界以一系列多产的农业社会为特色。这些农业社会生产了大量剩余农产品，用来支撑大规模的工业和商业部门，并派遣大量商人到海外寻找商机；当然还养活了其他很多可以离开土地的人，往来的商人在路上与他们不期而遇了。总之，为宗教传统的传播带来便利的陆路、海路和运输技术可以总体上视为该历史时期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的结果。
    可见，大背景有助于解释佛教、基督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播。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宗教组织方面的原因。这四个都是传教型宗教(missionary religions)，有赖于充满激情的信仰者苦口婆心地劝说持怀疑态度的人放弃甚至拒绝其固有的信仰，自觉地皈依新的生活。除了在个别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确切地知道个体皈依者是如何想的，他们的文化心路历程是怎样的，或者说他们为何要作出文化上的选择。然而，对于宗教传统的传播来说，雇用热情的传教士来传播教义这样一种策略具有极端重要性。一旦进入实际场景中，传教士就可以动用各种技巧来吸引皈依者。在科学不发达的年代，能够制造圣迹的声望是最受传教士青睐的，也是最行之有效的。圣迹制造者能够吸引广泛的注意，甚至有钱有势的人的注意，因为很显然，他们有能力利用超自然力量为实用的、渴求的目的服务。传教士传播宗教传统时还利用更为世俗的手段，例如，为穷困潦倒或遭欺压的群体提供支持和安慰。传教士过着苦行的生活，因此为在俗信仰者树立了很高的标准去效仿。但与此同时，传教士又减轻了在俗信仰者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达到这种高度的负担，因为后者为传教士和宗教机构提供财政支持，从而为更大的事业作出了贡献。这两者之间好像自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