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W.赫尔姆斯和杰里·H.本特利这两位学者采取更有建设性的方法来分析作为大规模历史进程的文化交流。近来的学术研究中，当历史学家转而关注跨文化互动和交流的时候，他们往往把权力的因素考虑在内。上述两位学者的研究也反映了这一现象。不同社会的人们之间的互动总是发生在差别性权力关系的背景下，而权力也以各种形式影响了文化交流的进程。因此，本文在论述文化交流时，权力的问题将占据突出的地位。
    人类学家玛丽·赫尔姆斯在《尤利西斯的航行：从人种志的角度探索权力、知识和地理距离》这部重要著作中，探讨了远距离交流的文化意义。赫尔姆斯主要关注前工业化时期的旅行者，认为文化互动时常有着重要的社会和政治含义。毋庸置疑，前工业化时期的人们常常认为外来人口及其文化是危险的、令人生厌的、有威胁性的，但赫尔姆斯同时也指出外来的东西可能也有某些吸引力。远来的知识既造成威胁也带来力量、既是危险之根也是名声之源，远程旅行者那样的人们便于接触异域知识，因而有机会把他们的非凡经历转化为社会和政治权力。无论是作为前往异域的观光客还是回归故土的游子，远程旅行者掌握有异域的知识并且因为是远方客而自然获得某种权威性，这样，他们就有可能充当文化中间人。地理距离是推动文化交流的活跃的力量。这是因为，远方的知识具有一种固有的力量；怀揣远方知识的文化中间人能够为自己赢得一些有利条件。④因此，源自地理距离的权力是文化交流的推动力，这一点对于理解文化交流是至关重要的。
    赫尔姆斯关注地理距离的文化含义，杰里·H.本特利却聚焦于互动与文化交流本身的进程，并通过把该进程置于恰当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语境中，试图区分文化交流的不同模式，理解这些交流的推动力。本特利一方面承认赫尔姆斯的异域文化传统时常具有某种吸引力的观点，但另一方面也关注妨碍异域影响跨越文化边界的各种因素。人们时常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视外来信仰、价值观和风俗是异己的、乏味的，因此，采纳外来生活方式、改信外来信仰的现象常常是意料之外的，甚至是令人吃惊的，需要做具体分析和解释。有些跨文化交流导致广泛采纳外来传统，而有些则不然。为什么会这样?为了理解不同的文化交流所走的不同轨迹，本特利关注文化互动和交流得以发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背景。他没有把文化发展简单归纳为物质原因所致，而是认为，政治、社会和经济形势常常能够起到推进文化选择的作用。对于从群体的而不是从个人的层面研究文化交流，这一方法尤其有用。毋庸置疑，单个的个人最终创造着自己的文化史--即使并不总是由于自己的选择所致，而且，个人的许诺有时是与他们直接的物质或社会利益相冲突的。然而很明显，在很多历史案例中，那些作出特定文化选择的人们得到了一些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的好处。在不同社会的人们之间持续互动的过程中，文化获得了发展。只有在恰当的语境下看待文化交流，才有可能理解影响文化发展的复杂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推动力。⑤除赫尔姆斯和本特利之外，很少有学者把文化交流作为全球历史进程进行大规模的分析。然而，有很多学者关注文化交流的具体个案，并且在这种研究的过程中形成了分析方法，提出了解释，这些对试图理解大规模文化交流进程的人们来说具有非常好的指导作用。这里，墨尔本学派人种史学者的著作特别值得重视，因为这些著作以独到的见解和对权力关系问题的关注来探究跨文化环境的复杂性。与墨尔本学派有直接关系的学者包括格雷格·德宁(Greg Dening)、唐娜·墨维克(Donna Merwick)、瑞斯·伊萨克(Rhys Isaac)、因加·克伦迪宁(Inga Clendinnen)，而今，很多人在学术上受到了他们的影响。从1970年代起，墨尔本学派刻意用人类学的措辞进行历史研究：首先是在太平洋岛屿历史的语境中进行研究，后来则在北美、拉美、欧洲和澳洲历史的语境下研究。墨尔本学者通常说来把自己的研究框定在独立的、自成一体的社群或社会的历史经验。但是，他们也特别偏爱这样的情况：文化差异性和失衡的权力关系导致他们所研究的社群或社会出现不得不应对的紧张局面。在跨文化互动的语境下，如欧洲开拓者和殖民者与马克萨斯岛民(Marquesas inlanders)、尤卡坦玛雅人(Yucatec Maya)和纽荷兰(New Holland)的土著居民相遇的时候(分别见于德宁、克伦迪宁和墨维克的著作)，文化差异性和权力关系就成为非常醒目的问题。⑥鉴于大多文献资料都反映了更为强大的欧洲亲历者对互动的观点，因此墨尔本学者求助于考古资料、口口相传的材料，并用反向思维的办法来理解这些文字材料，以揭示弱势的个人和群体的视角。墨尔本学派敏锐地探究文化问题，特别是从多角度进行思考，认真对待差别化的权力关系，这种不落俗套的研究丰富了对跨文化互动的理解。
    关注权力问题也是后殖民学者的研究特色。但是，在对现代文化交流进行历史分析方面，他们采取了另外一种研究方法。爱德华·W.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欧洲学者构建了把殖民地“东方”作为自身社会对立物的知识体系，他们所提供的知识具有惊人的力量，因为它是一种滤器，政策制定者和殖民地官员正是通过这一滤器来理解欧洲之外的绝大多数地区。按照这种世界观，欧洲构建起分析其他社会的基本范畴，并确立了一套判断标准，用于裁定理性与非理性、开化与未开化、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主动与被动、进步与停滞、现代与传统，这样，欧洲的支配力就远远超过了说服异域的人们接受一些宗教和意识形态观念。⑦萨义德把东方主义观的起源追溯到古代时期，那时，希腊人把波斯人视为非理性的、低等的、屈从的野蛮人。但他主要关注欧洲人和欧裔美洲人有条件在更大的世界规划自己权力的全球帝国时代。然而很明显，他关于在殖民语境下构建知识的见解不仅适用于欧洲，也适用于其他扩张的、帝国主义的社会。无可怀疑，欧洲人构建了关于亚洲、撒哈拉以南非洲、美洲和澳洲的知识体系，由此带来的思想控制意识也与在这些地区的征服、帝国建立和殖民移居计划非常吻合。⑧然而，类似的计划也在其他地方执行，例如，满族和汉族的扩张主义者在试图把中国西南部、中亚、中国台湾纳入中华帝国版图的时候，就利用地图绘制和人种志来实现思想控制。⑨沙皇俄国和德川日本这样的扩张型社会对于它们利益攸关的地区--分别为西伯利亚和北海道--的土地和人口也进行了仔细的勘察。的确，从古代到现今，可以找出无数这样的例子：强大的群体汇编其丰富的知识体系，辅助了他们的土地扩张和殖民统治计划。总之，如果笼统地把东方主义视作为帝国利益服务的知识，那么这种东方主义不是什么新东西，也不专属于欧洲人，即使欧洲人也许把构建东方主义知识的艺术推进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恰恰相反，很多版本的东方主义在不同时间和地点曾经推进过无数帝国计划。
    研究方法的个人主义仍然是文化交流的历史学分析的常态。然而，一些大规模研究以及关注跨文化交流个案的富有洞察力的著作为文化交流分析提供了有用的指导。近来学者们把政治、社会和经济等问题纳入考虑范围，这非常有助于理解文化交流进程。本文下面的部分将在吸收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勾勒文化交流的全球史的主要模式。
    前现代的文化交流跨文化互动和文化交流的历史研究主要集中在现代早期和现代时期，那时，欧洲人留下的文献资料已非常丰富。这些资料记载了跨文化互动的一些情况，因而很受欢迎，即使它们反映了带有偏见的，并且时常是歪曲的视角。鉴于墨尔本学者、后殖民批评家等人已明确揭示了这些欧洲资料的局限性，历史学家就有可能形成一些方法并采纳相应的策略，来纠正偏见并认真考虑另外的一些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