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把斯巴达的教育制度称作阿高盖(agoge)。①关于阿高盖制度人们有三个基本认识：一是“军事化”，旨在培养职业军人。内莫对此有很好的概括，他说：斯巴达的“孩子都被交给城邦，斯巴达对他们实行军事化的集体教育(agoge)”②。波默罗伊等人称斯巴达的体制就是为了培养合格的战士；③卡特里奇也称斯巴达的教育体制可以把孩子培养成战士。④为了这一目的，阿高盖教育体制中文化教育的内容很少，主要是体育锻炼和军事训练，包括各种锻炼能力的生存训练和吃苦耐力训练等。二是“国家化”，意指国家办教育。这种教育针对所有的公民子女，所有的适龄儿童都有权利、有义务接受教育。但对学龄跨度略有不同意见，主流意见认为从7岁到20岁；但斯托巴特、波默罗伊等人认为，孩子一出生就接受阿高盖制度的规约，如接受体检就是这种表现。⑤终止年龄也有不同意见，如内莫认为到24岁为止。⑥三是“永恒化”，永恒化的观点来自古典作家、尤其是罗马作家，他们认为这一制度由斯巴达历史早期的著名改革家莱库古创立，此后其核心内容没有本质变化。现代部分学者也持这种观点，如卡特里奇。⑦目前，上述观点遭到部分学者的批判，批判的重点是第三点，即“永恒化”。阿德金斯认为，古典时代之前，希腊世界几乎没有军事训练，阿高盖教育体制开始于古典时代。⑧皮佩(Piper)、席默荣(Shimron)认为，阿高盖制度起自莱库古时期，但在克里奥墨涅斯三世改革之前曾经一度中断，⑨不过，中断前后没有本质的变化。⑩科奈尔(Kennel)、杜卡特(Ducat)、霍德金森基本赞同皮佩的观点，但认为斯巴达的教育在公元前3世纪曾经发生过巨大变化，后来到罗马时期又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变成一种娱乐制度。(11)科奈尔、杜卡特还对“永恒化”观点的根源做了分析。科奈尔认为，根源在于史料使用上犯了“同时态”(synchronistic approach)错误，使用史料时不分史料出现和所反映时间的先后；(12)杜卡特认为是人们采用了人类学方法，这种方法使得具体的制度脱离了其产生的宏观背景。(13)其实，这些批判并没有彻底推翻永恒化的观点。笔者认为，阿高盖制度的三大特征是一个整体，永恒化不仅仅表现在存在时间的长短，还表现为“军事化”“国家化”两大特征没有本质的变化。尽管霍德金森认为这一制度始于古典时代，但没有提到终止时间，如果按一般观点，阿高盖制度终止于罗马征服，那么它存在的时间也太长了!(14)至于皮佩等人实际上认为古风、古典乃至希腊化时代的阿高盖制度没有本质变化，(15)这实际上仍然是“翻版”的“永恒化”。科奈尔、杜卡特的批判固然有理论的高度，但缺少对“军事化”和“国家化”的关切，因此，他们的研究并不能很好地反映斯巴达教育的发展过程，在无意识当中重复着“永恒化”的错误。
    教育已经成为古代斯巴达形象的基石，如果认识发生偏差，就会影响到对整个古代斯巴达社会特征的认识。本文与传统观点一样，认为典型的阿高盖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军事化”“国家化”，不同的是，本文认为这一制度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因应特殊的形势而产生的。笔者还赞同科奈尔、杜卡特的观点，认为具体的史料必须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下认识和使用，防止犯“共时态”的错误。基于上述两点，本文将围绕斯巴达教育中的军事教育成分，长时段地审视斯巴达教育制度的发展，试图恢复古代斯巴达教育发展的本来面貌。
    古风时代的斯巴达教育如前所述，古典学者一般认为斯巴达的教育在古风、古典和希腊化时代，乃至罗马时期没有本质的变化。最新的研究成果认为，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至少是公元前5世纪)的斯巴达教育没有本质的变化，罗马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两种观点都认为，斯巴达教育在古风和古典时代约四百年的时间中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按照历史常识，一种制度历经400年没有变化不能令人信服。实际上，斯巴达古风时代的教育与古典时代、希腊化时代相比具有很大的不同。
    关于古风时代的斯巴达教育，我们并没有那个时代直接留存下来的资料，所有的相关资料都是希腊古典中期之后和罗马时期的作家留下来的。他们宣称，他们所记述的教育模式产生于古风时代的著名改革家莱库古，尽管这些作者距离莱库古(约公元前800-前700年)已经数百年。由于我们缺少足够的材料来判断他们所记述的内容是否可信，所以现代学者往往采取“信古”的态度，对这些资料宁信其真，不加质疑。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如果我们对古典作家的观点不能证明其真伪，那么因为古典作家在时间上距离古代斯巴达更近，了解的史实一般来说比我们更丰富、更全面，“信古”无疑具有可取性。但是，严谨的研究必须对古典作家的记述慎之又慎。尽管我们缺少充足的史料，但可以借助其他材料和理论对古典作家的观点加以进一步的证实或证伪，对不能证伪的部分则可以采取“信古”的态度。
    依据古典作家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古风时代的斯巴达教育与古典时代基本一致，呈现出这样三个特点：1.学龄安排集中在7-18岁，7-12岁是第一阶段，13-18岁是第二阶段；2.国家办教育；3.教育军事化，尤其是在第二学龄阶段，其目的是培养高素质的军人。我们没有材料对古风时代斯巴达教育的年龄安排做出证实或证伪，因此，姑妄承认之；但对国家办教育我们可以做出某些质疑：斯巴达国家如何办教育?是全部还是部分承办?而对第三点却发现有大量材料足以对其加以证伪。
    国家办教育被学者们认为是整个古代斯巴达教育的基本特征之一。国家办教育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物质投入迫使教育服从自己的意志，二是通过规范教育内容体现自己的意志。这里先讨论前一问题。众所周知，国家办教育必须有经费投入。斯巴达国家财政制度一直比较落后，没有完善的税收制度，也没有强大的财政储备。阿基达玛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宣称，斯巴达没有“公款”，也不准备从私人那里得到捐助。(16)实际上不是不准备而是不可能，亚里士多德曾经说：斯巴达公共财政不好，税额不能足额征收，握有土地的公民不肯自觉缴税，国库空虚。(17)斯巴达税收一直采取份地税和公餐税两种形式，公民不向国家财政纳税，只向公餐团纳税。(18)斯巴达对战争收入尽管也设了官员加以管理，但我们在史书上几乎见不到斯巴达的财政安排。这也证实阿基达玛斯和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是符合事实的。尽管上述材料来自古典时代，但从政治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看，如果不发生特殊情况，国家体制(包括财政体制)总是呈现为越来越严密、完善。而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资料证明古风时代斯巴达国家财政比古典时代更完善；也就是说，至少古风时代的斯巴达国家财政与古典时代一样糟糕。没有财政作支撑，斯巴达的教育投入只能靠斯巴达公民自己解决。实际上，斯巴达的儿童组成的连队类似于公餐团，这个组织的经济来源可能与成年人的公餐团相似，也来自成员(实际是各个家庭)缴纳的“赋税”。霍德金森早已指出，斯巴达公民的经济状况并不是绝对平等的，贫富差异在古风时代就存在。既然有贫富差异，就可能有人因为交不起公餐税而失去公民权，也就可能有儿童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辍学”。个体承担教育经费显示了斯巴达国家教育中的私人成分，表明斯巴达教育并不是彻底的国家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