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色诺芬和普鲁塔克称，斯巴达国家设有专门的教育管理人员派迪诺莫斯(paidonomos)。派迪诺莫斯手下还有随从，负责惩罚犯错误的儿童。儿童的日常管理者则是来自国家选任的优秀的erien。(19)斯巴达长老经常到教育场所监督教育过程。(20)这些制度确确实实表明了斯巴达国家对教育存在一定的干预，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国家办教育的特征。但是，我们不知道上述情况是否反映了古风时代的斯巴达教育状况，不过，即使反映了古风时代的情形，结合上文对财政基础的考虑，古风时代(乃至整个古代)的斯巴达教育也不是彻底的“国家化”。
    教育“军事化”理论上应该包括两个方面：教育目的和教育内容。“军事化”教育的目的无疑是培养合格军人，教育内容应该包括军人品德和军事技能，尤其是后者。目的和内容、品德和技能有机结合，缺一不可。关于古风时代斯巴达教育目的的材料主要来自古典时代留下来的文献，但古典文献中同样有不少材料对此给予了证伪，正如下文即将论证的，柏拉图、色诺芬、伊索克拉底等作家认为斯巴达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合格军人，而是培养军人品德。
    古风时代斯巴达教育的内容与希腊世界基本一致，只不过是对体育更为重视而已。古希腊教育与现代教育不一样。现代教育主要在学校完成，有着完善的组织系统和固定的课程设置；而古风时代的希腊没有与日常生活相隔离的学校组织，生活空间与教育空间高度重叠，因此，公众参与的城邦公共活动以及某些家族内部的私活动本身就成为重要的教育形式和教育内容。古希腊的公共活动内容丰富，如体育竞技、宗教集会、公民大会、戏剧演出等，私活动中的技艺传授、品德教育、演说能力等也具有国民教育的性质。正因为如此，格里菲斯将家庭、行会组织、宗教合唱团、公餐团都作为教育组织，其中展开的各种技艺、能力和品德培育都是教育的内容。(21)马鲁则指出，古风时代的希腊教育属于基础教育，其内容包括了体育、艺术、文化等内容，其中体育训练占了重要地位，其次是艺术(包括音乐、诗歌)，最后是智力，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公元前6世纪末。当时的哲学家色诺芬(活动盛期在公元前540年前后)宣称：当时的希腊教育“重视体力甚于重视高尚的智慧”(22)。此后，这种重体育、轻文化的状况才开始改变，先在雅典，然后再到希腊其他地区(斯巴达和克里特除外)，这一转变直到公元前5世纪后期智者派兴起才告结束。(23)可见，整个古风时代的希腊教育呈现出“重体育、轻文化”的特征，斯巴达也不例外。现代学者往往错误地将“重体育”等同于军事化。古希腊处于冷兵器时代，士兵的身体素质与军队的战斗力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体育确实与军事密切相关。但是，体育竞技毕竟不是军事技能。古风时代的体育主要是掷铁饼、长跑、拳击、格斗等，这些项目与军事技能有着明显的差别。当时希腊世界实行重装步兵制度，列队、布阵、冲锋、撤退、射箭、刺杀、盾牌使用等才是最基本的军事技能，但这些训练并不见于史书记载。当然，古典文献记录了生存训练、战场见习、模拟战争等内容，但我们不能再犯科奈尔、杜卡特所说的“时间错乱”的错误，“张冠李戴”地用来说明古风时代的历史。综合来看，古风时代斯巴达教育的内容与其他城邦没有本质的差异，也不具有军事化的特征。
    现代学者还从其他角度对古风时代斯巴达教育“军事化”提出佐证。其一是“文化沙漠化”。他们先设定教育军事化必然导致斯巴达“社会不再需要艺术家”(24)，进而导致文化教育的缺失和文化领域的“沙漠化”。在古代希腊的众多城邦中，斯巴达的文化生活确实相对平淡，没有出现过亚里士多德、埃斯库罗斯、修昔底德那样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历史学家。但是，这些并不能代表斯巴达的文化生活就“沙漠化”了。古代斯巴达实际上非常重视知识学习。斯巴达儿童与雅典儿童一样，7岁时就开始接受文化教育。正因为这样，斯巴达人在青少年时期就学会了谈话辛辣而优美，言简而意赅。(25)戴玛拉托斯(约公元前515-前491年)曾由于自己的许多成就和本身的智慧而博得了赫赫声名。(26)多里欧斯也自认为凭借自己的道德、才能应该成为国王。(27)温泉关战役前夕，斯巴达国王利奥尼达斯曾经收到薛西斯(Xerxes)的劝降信，并回信拒绝，这说明那300位精英勇士至少并不全是文盲。种种事实说明，斯巴达人并不全是一介武夫，正如雅典人并不都是大文豪一样。(28)希罗多德曾经说：“希腊人中除了斯巴达人不爱学习纯粹是希腊人为了自己开心才凭空捏造出来的无稽之谈”(29)。
    斯巴达的文化生活也不是一潭死水。弗格森说：“公元前580年以前，斯巴达是诗人和艺术家的家乡。”(30)默里也指出：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后，斯巴达曾经出现过文化的繁荣。(31)相传克里特诗人泰拉特斯(Thaletas)帮助斯巴达创立了吉姆诺派迪亚(Gymnopaideia)节，将克里特诗歌传到斯巴达，并创作了大量的诗歌。(32)斯巴达曾经聘请列斯波斯岛的著名音乐家泰尔潘达(公元前7世纪中期到前6世纪初)传授音乐，他可能将东方的八弦琴介绍到斯巴达。(33)吕底亚诗人阿尔克曼与泰尔潘达身处同时期，也曾在斯巴达从事文化活动，《少女之歌》就是他在斯巴达创作的著名作品。吕底亚音乐在斯巴达一直存在到公元前4世纪，还被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批评为靡靡之音、亡国之音。在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期间，提尔泰乌斯又来到斯巴达从事文化活动。公元前6世纪，西西里诗人斯特西考鲁斯(Stesichorus，约公元前640-前555年)曾经在斯巴达度过一段温馨的时光，他把阿伽门农说成是斯巴达的英雄。(34)麦伽拉诗人提奥根尼斯(Theognis，出生于公元前550-前540年，一说出生于约公元前600年)在被流放的时期也曾经到过斯巴达。(35)其他的还有洛克里(Locri)的色诺克里图斯(Xenocritus)、阿尔戈斯的萨卡达斯(Sacadas)、克洛丰(Colophon)的波利姆拉斯图斯(Polymnastus)、库多利亚(Cydonia)的尼姆法乌斯(Nymphaeus)……(36)这些都说明早期的斯巴达文化并没有“沙漠化”。
    其二是“公民理想军人化”。通常认为，所有斯巴达公民都是经过严格军事教育培养出来的、温泉关勇士式的士兵，具有英勇善战、视死如归、绝对服从上级、彻底献身国家的品格。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比如，在温泉关战役之前，斯巴达决定派两个使节去波斯抵偿被杀死的两个波斯使节，全城发布公告征询人选，多次召开公民大会，颇费了一番周折。(37)在普拉提亚战役中，前线各位将领为了转移阵地出现意见不一，互相争吵，甚至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持续了一个夜晚。皮塔纳军团首领阿蒙法列图斯竟然公开违抗战场最高指挥官的指令，甚至搬来大石头扔到最高指挥官的脚前。(38)普拉提亚战役之后，时任希腊联军最高统帅的斯巴达将领波桑尼阿斯也没有显示出对国家的绝对忠诚，而是很快“米底化”了。波桑尼阿斯按道理应该接受了阿高盖教育，而且他得以担任年幼国王的摄政，应该顺利通过了教育考核，是坚守斯巴达准则的代表；然而他的迅速蜕变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的斯巴达教育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阿高盖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