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是“军队超一流”。一般认为，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后，黑劳士问题成为斯巴达社会的重要问题，斯巴达不得不全面实行军事化教育，推行军国主义政策，从而建立起一支超级强大的军队，斯巴达凭借这支军队在古风时代后期成为希腊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和霸主。因此，超一流的军队和希腊霸主身份成为斯巴达教育军事化的另一个佐证。实际上这个推论并不成立。首先，黑劳士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其实是在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后，(39)斯巴达的军国主义化则是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40)。古风时代后期斯巴达军队的强大另有原因：一是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后，斯巴达政治上推行了具有民主色彩的改革，设置了代表平民利益的监察官，激发了公民的爱国热情。更重要的是，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后斯巴达的领土增加了约一倍，通过分配新征服领土，斯巴达公民总数和军队人数也大为增加。当时斯巴达的公民兵人数约为一万人，出自庇里阿西人的军队数量不少于此数，每个公民兵还有大约7名黑劳士作为辅助士兵，军队总数近十万人。当时，伯罗奔尼撒半岛仅次于斯巴达的城邦是阿尔戈斯。约在公元前490年，阿尔戈斯因为6000名公民兵死于斯巴达远征而无力维持统治，奴隶乘机夺取政权。(41)可以想象，斯巴达军队的数量优势在当时的伯罗奔尼撒乃至整个希腊世界何其庞大。
    总而言之，斯巴达作为古希腊城邦之一，古风时代的教育并没有偏离古希腊教育发展的一般进程，与同时代的希腊世界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古典时代的斯巴达教育古典时代中期之后，斯巴达教育与雅典教育(或希腊教育的普遍模式)分道扬镳，成为一种特殊的制度。最早的史料来自普鲁塔克，他说公元前5世纪前期的诗人西蒙尼德斯就称斯巴达人是“听话的乖宝宝”，因为他们从小受到比其他城邦更严格的管教，养成了遵纪守法、服从、忍耐的性格。(42)这大概是第一次间接提到斯巴达的教育。然而，普鲁塔克没有转引更多的内容，所以，不知道其他的内容是不是普鲁塔克自己的附会和延伸。第一则明确的史料来自修昔底德。在公元前430年雅典举行的葬礼演讲中，伯里克利说：“在我们的教育制度上，我们的对手从孩提时代起就通过残酷的训练，以培养其英勇气概；在雅典，我们的生活完全是自由自在的，但是我们也随时准备对付和他们一样的危险。”(43)这里伯里克利首先把斯巴达和雅典的教育模式对立起来，显示出两者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其次，伯里克利还告诉我们，这个差异的关键是斯巴达实行了严格、残酷的训练，而雅典则是宽松自由的教育。笔者认为，这里的“残酷训练”与早期的竞技体育的艰苦不一样，而应该是因应当时斯巴达的形势需要而采取的一种军事性的训练。
    突出军事内容的教育可能始于公元前5世纪中期。普鲁塔克明确说到公元前399年即位的阿吉西劳斯曾经接受过阿高盖教育。(44)阿吉西劳斯大约生活在公元前444-前360年，如果斯巴达儿童7岁进入学校，那么斯巴达的阿高盖制度最晚应该在公元前440年就已经建立起来。但最早可能也不会早出太多。因为，据修昔底德的介绍，作为阿高盖制度中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内容--裸体训练其实出现得很晚。斯巴达人最早实行裸体竞技运动，在裸体运动之后用橄榄油遍擦全身。但这不是古老的制度，此前就是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参赛选手也要系一条腰带。就在数年之前，这个习惯才被摒弃。(45)这里的“数年”应该是相对于修昔底德生活的时代而言。修昔底德大约出生于公元前460年，公元前424年之后开始写作，这是两个重要的时间参照点。也就是说，全身裸体的竞技最早应该出现在公元前460年前后，那么阿高盖制度也应该出现于这个时期。
    在这之后，斯巴达教育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与军事有关的内容更为强调。据公元前5世纪末期希腊知识分子的总结，整个斯巴达国家制度的军事色彩都很浓。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与公元前4世纪之交的提波戎最早将斯巴达政治制度的特征总结为“以战争和克敌制胜为目的”，并指出这是斯巴达建立霸业的主要原因。亚里士多德还说，持这一观点的不是提波戎一人，而是许多人。(46)伊索克拉底(公元前436-前338年)称斯巴达的城邦制度就像一个军营，管理优良，公民心甘情愿地服从于它的管理者。(47)所有达到军龄的公民都致力于战争，不从事其他任何职业。(48)他还指出：斯巴达教育强调体育训练，注重培养战争所需的勇敢和团结品德。(49)柏拉图称斯巴达年轻人从小就过军营生活，接受特殊的教育，不仅是好战士，而且适宜管理国家。(50)统治阶级终生从事体育锻炼和战争，(51)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战争。(52)斯巴达的立法与克里特一样着眼于战争，(53)其城邦组建得像一支军队，而不像一城市居民组成的社会。(54)亚里士多德延续了柏拉图的观点，认为斯巴达的政制以战争和克敌制胜、建立霸权、获取财富为目的；(55)同时明确指出，斯巴达的教育制度和大部分法律都是以从事战争为目的，(56)对少年进行严酷的训练。(57)这些作家大多从总体上强调国家制度的军事化，只有亚里士多德称斯巴达教育以战争为目的。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不能太过认真，当然，教育制度也属于国家制度的一部分，亚里士多德也许从这一点认为斯巴达教育以战争为目的。另外，亚里士多德本人也赞同柏拉图等人的观点，且没有详细述及教育内容，所以，不能以亚里士多德一人的观点取代其他人的观点。综合考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公元前460年之后，斯巴达教育中与军事相关的内容大大增加了。
    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知识分子对斯巴达教育的具体内容很少提及。其中内容最丰富、可信度最高的是色诺芬的《斯巴达政制》。根据色诺芬的记载，古典时代斯巴达教育的年限在7-30岁，分为三个阶段：儿童组(paides，7-12岁)、少年组(paidiskoi，12-18岁)和青年组(hēbōntes，18-30岁)，这个年限明显长于雅典。尽管雅典和斯巴达的青年在生理上都是18岁成年，但雅典青年18岁之后就完成了教育，成为合法公民；而斯巴达青年尽管在18岁也完成了教育，但要等到30岁才能享有全部公民权。
    在这三个阶段中，在第一阶段，雅典与斯巴达的教育内容其实没有根本的差别，只是斯巴达的体育课程可能更丰富。(58)差异主要表现在第二、第三阶段。在第二阶段，文化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下降，伊索克拉底甚至声称他们连字母都不认识，(59)这当然有些夸张；普鲁塔克则总结斯巴达的文化教育时提到：“至于读书识字，仅仅只学到够用而已。”(60)事实上，斯巴达的文化教育并不真如伊索克拉底所言的那么落后，但体育锻炼和军事训练确实大大增强了。不过对具体的体育科目古典史料记载较少，色诺芬提到摔跤、奔跑、狩猎(20岁之后)，(61)柏拉图提到拳击。(62)其他的训练内容我们无从知晓，只能从当时希腊世界的一般性的体育锻炼去想象，可能包括了赛车、拳击、摔跤、赛跑、投标枪、射箭、角力、跳远、掷铁饼等。当时斯巴达教育中的体育训练可能分量很重，效果也很好。色诺芬称斯巴达要求12-18岁的少年不停地做事，连续地工作，“逃避责任者则将会被褫夺将来可能享有荣誉的权利”(63)。这些训练“使得双腿、双臂和脖颈得到了同样的锻炼”(64)。亚里士多德称斯巴达在希腊世界首先强化体育训练，后为各国所仿效。他批评当时的希腊各邦在儿童青春期之前就进行剧烈的体育运动，这种批评理所当然应该包括斯巴达。他还称斯巴达对儿童进行严格甚至野蛮的训练。(65)生存训练可能是这一时期比较独特的内容，这种训练主要包括光脚走、穿薄衣(每年只有一件衣服)、吃简餐。(66)普鲁塔克还提到“睡草床”(67)，这一点可能在色诺芬生活的时代已经实施，只不过为色诺芬所忽视。生存训练中更有名的要算“窃食”。色诺芬在《斯巴达政制》提到为了解决儿童的果腹问题，斯巴达允许儿童窃取食物，甚至认为窃得的食物越多越好。(68)色诺芬在《长征记》中还提到，斯巴达贵族从小就练习偷窃，不以为耻，而以偷得法律所不禁止的东西为荣。(69)普鲁塔克则说是趁看护者不注意或睡觉时偷窃。(70)可以看出，这种窃食不是一般的偷窃行为，而是经过人为设计的训练科目，有相关的“法律”作为准则，有“看护者”参与实施。“窃食”表面上看与战争没有直接关联，但在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希腊世界的战争已经不再是早出晚归、当天或几天就能结束的，而是要长期在外作战。在当时几乎没有军事后勤供应的情况下，远征在外的将士必须自己解决饮食，偷窃在特殊情况下也可能成为战场求生的技能之一，色诺芬的远征军就经常靠这种方法解决饮食困难。波尔、科奈尔等人认为，这种窃食(包括独立巡行)实际是成年礼的一种，发生在举行成年礼的阿尔特米斯祭坛旁，在罗易卜丛书的英译本中还特别加上“从阿尔特米斯祭坛”的字样。笔者认为这种解释可能混淆了两者不同的“窃食”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