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阶段是斯巴达特有的教育“制度”。这个阶段的斯巴达青年人在理论上已经完成了受教育任务，但是他们还没有成为公民，因此他们所从事的一些活动被色诺芬认为仍然是教育的组成部分。这些活动中具有军事色彩的活动主要有“秘密巡行、猎杀黑劳士、模拟战争”等。必须指出，这些活动不是人人都必须接受或参与的“必修课”，而是“选修课”，只是这个群体中的部分人参与。
    “秘密巡行”又称作“库普提亚”制度(Crypteia)，是古代斯巴达饱受争议的教育科目，主要记载见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注释家的作品。综合他们的介绍，笔者试图在此勾勒出秘密巡行的轮廓：斯巴达埃伏尔(监察官)每年都要选派部分(通常是最谨慎的)年满18岁的青年，携带最简单的武器和生活装备，甚至不携带任何装备，来到边境、山区，或潜入黑劳士区，独立生活大约一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必须自己克服饥饿、寒冷和物资短缺等困难，更要注意隐蔽自己，以免被野兽、陌生人、外敌或黑劳士发现甚至杀害。但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这一制度目的的认识不一样，前者认为这一制度的目的是道德修为，更强调活动本身；(71)而后者更强调这种制度的统治功能，即通过“猎杀黑劳士”加强对黑劳士的统治，“秘密巡行”只是手段。(72)对这种差异，杜卡特认为此时的希腊世界可能对这种制度有两种不同的叙述：一种是亲斯巴达的，忽视了“猎杀黑劳士”这部分内容；另一种是反斯巴达的，强调了这部分内容。(73)作为“秘密巡行”组成部分的“猎杀黑劳士”既是一种教学项目，更是对黑劳士实施的政治制度，它只能在特定条件下实施。这种制度有三个要件：它是对国内黑劳士长期、随意的屠杀。但是这种制度如果要作为长期实施的、“课程化”的制度几乎不可能。正如霍德金森指出黑劳士实际上属于公民私有。(74)对黑劳士长期、随意的杀害势必影响到公民的个人利益，势必遭到其主人的反对，同时也必然加剧国内矛盾，大大增加统治难度和政治成本，因此这种制度不可能长期实施。杜卡特提出最可能的实施时间是在公元前360-前330年，(75)不过正如他自己所言，这只能是推论。笔者认为更可能的时间是在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后。首先，这时候斯巴达人和黑劳士之间的矛盾极为紧张；其次，战争结束时双方曾经签署和约，斯巴达同意参加起义的黑劳士移民境外，如果留在国内，一旦被发现将被拘为奴隶；(76)最后，修昔底德记载斯巴达曾经暗杀了2000名黑劳士，(77)普鲁塔克将这一事件作为猎杀的例子。(78)因此，“猎杀黑劳士”更可能是追捕那些逗留或潜伏在国内曾经参加过起义的黑劳士，普鲁塔克正确地指出，这种猎杀只是在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后才实施。(79)从总体看，“猎杀黑劳士”是在特定情况下实施的政治统治，但是执行猎杀的主要是年轻人，这种活动对帮助年轻人获得杀死敌人的技能有一定的帮助，从这个角度看，它也可算作“教育”。
    古典作家对“模拟战争”多有记载，但形式彼此不同。根据色诺芬的记载，斯巴达青年年满20岁之后，埃伏尔就在他们中间选出三位队长，每位队长再从中各自选拔100人，分为三组，他们见面之后经常互相格斗，但是他们必须听从在场的长者的劝阻，不得无休止打斗。(80)普鲁塔克则称斯巴达在12-18岁的儿童之间组织模拟战争。(81)波桑尼阿斯曾经介绍斯巴达每年在帕拉塔涅斯塔斯(Platanistas，意为“平坦的小树丛”)举行大规模的模拟战争，他们手脚并用，甚至用牙齿猛烈进攻对方，把对方推入壕沟中。(82)西塞罗认为这简直就是战争。(83)从历史年代来看，色诺芬属于同时代的人，其可信度最高；普鲁塔克的记述颇接近于色诺芬，但没有任何细节；波桑尼阿斯的可信度最低；科奈尔甚至认为波桑尼阿斯描述的这种活动发生在罗马时代。从色诺芬的叙述中可知，参加模拟战争只是部分年满20岁的青年，战斗的激烈程度也不像波桑尼阿斯所说的那样血腥残忍、以死相搏。
    总体看，古典时代初期斯巴达教育中确实增加了军事训练的内容，笔者认为这与斯巴达自身的社会变化密切相关。希波战争结束之后，雅典崛起，日渐成为斯巴达的竞争对手。恰在此时，斯巴达自身实力遭到削弱。公元前465年斯巴达遭遇严重的地震，地震给斯巴达国力以严重打击。据史书记载，斯巴达城内住房只剩五间(84)，儿童死亡尤重(85)，死亡人口达到20000人之多(86)。黑劳士则在国外势力的支持下乘机发动起义(史称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起义加剧了斯巴达内部的矛盾，进一步削弱了斯巴达的国家力量。雅典乘机在希腊半岛本土发展势力，首先与科林斯发生矛盾，公元前460年，发生所谓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60-前445年)。尽管斯巴达国力削弱，但也不得不在公元前457年、前449年两次出兵中希腊，阻击雅典的扩张。然而，面对实力强劲的雅典，斯巴达并没有获得优势。到公元前446年，雅典控制了麦伽拉、科林斯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抢占了佩盖、厄庇道鲁斯、特洛伊曾等地，雅典海军还在斯巴达海岸线边耀武扬威。在国力下降和公民人数减少、战争威胁日渐加剧、传统霸权面临严重挑战的形势下，斯巴达加强对仅有的公民的军事训练，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成为当然又无奈的选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斯巴达加强了教育活动中的军事色彩。
    但是，对这一时期斯巴达教育的军事化程度不可高估。实际上，军事训练并没有占据教育活动的主体，斯巴达教育并没有成为赤裸裸的纯军事化的教育。首先，这一时期的古典作家对斯巴达教育强调的不是军事技能的训练，而是这些训练对提升道德水准和培养特殊品德的价值。例如，色诺芬强调这一教育模式培养了斯巴达公民的吃苦耐劳、谦逊内敛、爱国守法(色诺芬称之为“服从”)的品德。柏拉图称斯巴达的这套制度旨在培养公民崇尚荣誉、吃苦耐劳、节制忍耐的品德。亚里士多德同意柏拉图的观点，但他不欣赏斯巴达的这一制度，认为这一制度教育出来的斯巴达公民不会忍耐，不会休闲，不会享受和平。尽管他的观点隐含着尚武好战、穷兵黩武的含义，但亚里士多德没有明说。普鲁塔克的观点与色诺芬相似，但更强调爱国守法的品德。
    其次，斯巴达的文化生活并没有完全停止。古典时代，底比斯诗人品达、开俄斯诗人西蒙尼德斯(Simonides)都曾经为斯巴达撰写诗作。修昔底德声称伯拉西达绝不是一个拙于言辞的人，(87)他的演讲水平绝不亚于雅典的那些演说家，只是其内容更简短、更有说服力。斯巴达也不乏智者派的活动，只不过人数不及雅典那么多，实际上，智者希庇亚曾经在斯巴达获得成功。(88)戎马倥偬的莱山德(?-公元前395年)不仅军事才华出众，而且在临死之前留下来一部构思斯巴达政治改革的作品，(89)国王波桑尼阿斯流亡之际曾经对斯巴达的历史进行总结，这部书成为古代作家了解斯巴达历史的重要著作。前文已述，希罗多德认为所谓“斯巴达人不热心学习”纯属无稽之谈，这个总结不仅适用于古风时代，同样适应于古典时代。他还指出，实际上在希腊人当中只有拉开戴蒙人在与人交谈时是十分谨慎的。(90)其实，“谨慎”一词在古希腊语中就包括“智慧”的含义。普鲁塔克说：“斯巴达人交谈虽然简短，但确实有力、中肯，能抓住听者的思路；斯巴达人绝不信口乱说，绝不冒失地说出思想苍白或不能引人注意的毫无意义的言辞。”总之，热爱智慧胜过热爱健身运动是斯巴达人与众不同的特点。(91)斯巴达的音乐、舞蹈在古典时代依然蜚声希腊。据修昔底德记载，曼提尼亚战役时，斯巴达军队按照常规，和着众多长笛手的军乐缓慢前进。(92)普鲁塔克称，在战斗开始，长笛手吹赞赏卡斯托尔的曲调，国王领唱进军凯歌，全体士兵和着长笛的节奏行进。(93)阿里斯托芬在公元前411年上演的喜剧《利西斯特拉》结尾处告诉我们，雅典青年男女为了感谢神灵，跳起了常在优拉托斯河边表演的歌舞。(94)据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研究，斯巴达至少有三种不同风格的音乐：佛里基亚、多利亚和吕底亚音乐。相对而言，佛里基亚音乐更为古老，相传与佩罗普斯一起传入斯巴达。(95)多利亚音乐是在佛里基亚音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两种音乐都受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赞赏，(96)但吕底亚音乐则受到他们的抨击，认为是格调低下的靡靡之音。吕底亚音乐据说是由泰尔潘达带来的，他曾经用八弦琴演奏，这说明吕底亚音乐与八弦琴有关系。相传公元前5世纪，克里特音乐家提摩特乌斯还在斯巴达用八弦琴演奏，这说明吕底亚音乐一直在斯巴达流传。公元3世纪的作家雅典尼乌斯称，斯巴达人是希腊人中音乐艺术保存得最好的，他们一直在表演这些节目，并且有许多作家，“这些作品一直保存到现在(即公元三世纪--笔者注)，而且还在表演”(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