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教育改革内容方面，据普鲁塔克介绍，阿吉斯三世(公元前245-前241年在位)恢复了斯巴达古老的法律和传统教育，阿吉斯以身作则，弃绝一切奢华和享乐，带头穿粗布衣服，完全遵守拉科尼亚的饮食、沐浴和生活方式。在这里，我们隐约看到拉科尼亚式的“苦行”。普鲁塔克这里直接用agoge来指称斯巴达教育。(117)属于公元前240-前229年的一份昔尼伽派哲学家特勒斯(Teles)的演讲称，当时许多接受斯巴达教育的非斯巴达人都支持阿吉斯的扩大公民权的法案。特勒斯也用“agoge”一词指称斯巴达教育。这表明，这时期斯巴达已经恢复了agoge制度。(118)但是，阿吉斯其他的教育创新不得而知。
    相比较而言，克里奥墨涅斯的教育改革成就更明显，记述也相对多一些。对克里奥墨涅斯的教育改革必须注意两点，一是这次改革斯多噶色彩很强。斯多噶哲学家塞法鲁斯(Sphaerus)实际是这次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119)斯多噶哲学认为人的根本属性在于道德品性，而人的主要品德是智慧、勇敢、正义、节制，(120)勇敢成为位列第二的品德。这一思想自然会通过塞法鲁斯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二是克里奥墨涅斯改革的强兵色彩更浓。教育改革必然会服从于这一更高层面的改革要求。在公民队伍几乎荡然无存的形势下，克里奥墨涅斯组建了一支人数达4000人的新军。(121)这支军队大多是在阿吉斯四世之前出身，在阿吉斯改革中重新获得公民权，但他们没有受过阿高盖教育。为了提升战斗力，克里奥墨涅斯必须加强训练，严格军纪。据记载，在克里奥墨涅斯的军营中没有戏子、艺人、舞女和歌手，他们远离放荡、淫乱和宴饮，大部分时间用于训练。(122)这种“新军”训练主要针对成年人，但“新军”思想却渗透到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中。尽管普鲁塔克对克里奥墨涅斯的教育改革一笔带过，但是仅有的叙述恰恰揭示了克里奥墨涅斯教育改革的实质，他说克里奥墨涅斯恢复儿童训练和公餐团、“回归原有的习性和纪律”(123)。这种改革的目的其实是要造就一支具有军人品德和战斗技能的“预备役部队”。
    纳比斯改革主要见于波利比乌斯、狄奥多罗斯和李维的作品。但他们对纳比斯的教育改革记述很少。不过，纳比斯改革的目的仍是“增强军力，恢复霸权”。他曾经在阿尔戈斯取消债务、分配土地，(124)纳比斯还广泛招募流亡人员，组建军队，增强军事力量。(125)通过这些改革，纳比斯大肆扩张，一度占有阿尔戈斯、美塞尼亚、麦伽拉波利斯等地。可见，纳比斯的内政外交与阿吉斯四世、克里奥墨涅斯三世基本一致。那么，作为克里奥墨涅斯强军主要举措的教育改革也应该有所体现，可惜，古典作家没有留下在这方面的直接记述。
    除了上述直接记述之外，我们还可以从其他资料窥知这时期斯巴达教育变革的一些内容，这些资料很多来自罗马作家。笔者认为，这些罗马作家的记述，特别是他们宣称亲眼所见的一些内容，主要反映了阿吉斯改革之后的斯巴达教育。因为，如前所述，在阿吉斯改革之前，斯巴达教育曾经发生巨大的变化，改革之后的教育制度虽然在公元前188年被阿卡亚同盟所废止，但很快又恢复了。(126)我们再没有资料证明此后直到罗马征服，斯巴达教育制度发生过重大变化，可见，这一制度可能一直延续下去，并为罗马人所了解。大多数罗马作家所见所闻的斯巴达教育制度主要是改革之后的制度，只有普鲁塔克等少数作家广泛收集古代史料，其记述可作例外。
    从罗马作家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时期斯巴达教育还有如下新特征。首先，教育的军事化色彩更强了。公元1世纪初期的罗马作家查士丁(Justin)称，卢卡尼亚人(Lucanians)的教育制度与斯巴达相似，其目的都是为了战争。(127)这与提波戎、柏拉图所说“斯巴达国家制度的目的是培养军人品德”有着明显的不同，他再一次明确指出斯巴达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战争。但他所说的“为了战争的教育”应该属于更晚时期的制度，这从他对库普提亚制度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来。他所说的库普提亚制度有两个特点：一是巡行者不带任何东西，而亚里士多德则称携带简单的武器和少量必备物资；二是不带奴仆，但是我们知道至少在公元前4世纪初，斯巴达儿童上学有仆人做伴，这种伴侣被称作mothone，当时的莱山德、基利普斯都做过mothone。(128)如此看来，查士丁所说的以战争为目的的教育制度应该晚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更可能属于公元前3世纪后期的改革时代。
    其次，教育计划，尤其是对少年的训练计划更为详细。我们在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阿里斯托芬尼(129)的《论年龄组名称》中看到：色诺芬所称的少年组(paidiskoi)大致上被分成了六组，每个年龄组都有特殊的名称，依次为rhōbidas(14岁)、promikizomenos(15岁)、mikizomenos(16岁)、propais(17岁)、pais(18岁)、meleirēn(19岁)、eirēn(20岁)。(130)这个分组与色诺芬相似又不同，显示了时代特征。阿里斯托芬尼生活在公元前257-前180年，他的这段话反映的应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情形。如此细致的命名可以想象很可能每个年龄都有相应的教学内容。但是，这种细致的命名在古典时代从未见过。
    最后，罗马作家提到的某些极端的训练科目在此时可能比较普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鞭打比赛。金麦尔(Jeanmaire)、波尔(Boer)和科奈尔(Kennel)等人认为鞭打比赛是斯巴达特殊的成年礼。(131)但是这种观点是从比较人类学的角度，无法说明这一仪式本身的发展演变过程；另外，它是利用其他民族的材料得出的结论，却得不到古典文献的支持，古典作家虽然提到这一现象，却没有人认为它是成年礼。古典作家中色诺芬最先提到“鞭打”，(132)但那是在窃食时对被发现者的惩罚，不是独立的训练项目。柏拉图也提到“鞭打”，称它可以培养忍受身体痛苦的美德。(133)但从上下文看，这种鞭打可能与色诺芬一样，属于对错误行为的惩罚。亚里士多德称当时斯巴达的训练比较野蛮，但没有说到这种鞭打。但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作家西塞罗说：斯巴达的儿童在祭坛上接受鞭打，甚至流血。他甚至听说有人被打致死也没有哭喊或求饶。(134)公元1-2世纪的罗马作家普鲁塔克(约46-120年)也记述了这一事件，普鲁塔克则说他曾经亲眼见过斯巴达青年在阿尔特米斯祭坛被打死。(135)他还解释说，这个仪式是为了纪念普拉提亚战役中在战前占卜时恪守战斗岗位而牺牲的战士。(136)这种“鞭打”与色诺芬、柏拉图所说的鞭打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随意而为，而后者则有了相对固定的时间和地点，成为固定的教育科目。这种制度化的“鞭打”可以回溯到改革年代。
    学术界一直关注的“秘密巡行”、“猎杀黑劳士”很可能也恢复了。史料记载克里奥墨涅斯在与阿卡亚同盟作战时库普提亚军队的首领德摩特勒斯(Damoteles)曾经叛变投敌。(137)可见，作为秘密巡行执行者显然存在，那么这一制度当然也应该恢复了。古希腊历史学家米隆指出，斯巴达规定：“如果任何一个黑劳士表现出超越奴隶以上的神情，那就要被处死，而且他的主人也将因为未能阻止他变强壮而受到处罚。”(138)这个材料来自米隆的已经散佚的著作《美塞尼亚史》，因为缺少上下文，我们不知道它实施的范围和时间。但米隆生活在公元前3世纪，他所说的这种情况更可能反映公元前3世纪的情形。波利比乌斯对纳比斯的“暴行”的叙述也具有“猎杀”的痕迹，他说，纳比斯不满足于驱逐公民，他对部分被流放者派人跟踪，并于半途杀死他们，另一部分人则在他们流放回来之后杀死他们；他还派人租下与流放者住所紧挨的房子，把克里特人安插到这里，这些家伙打破墙壁，从窗口射箭，将流亡者杀死在自己的家中，不管他在休息还是在劳作。(139)这种行为很可能是被波利比乌斯扭曲的“猎杀黑劳士”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