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典时代希腊作家关于斯巴达政制军事化的记述我们也应该保持一份冷静。这些作家大多数是雅典知识分子，大多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前4世纪前半期。当时的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雅典知识分子都希望为雅典复兴寻找灵丹妙药，他们又都受到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从人和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研究社会问题。基于此，他们认为雅典失败、斯巴达胜利的主要原因在于两个国家国民品德、国家制度不同，前者自由奔放，后者谦逊守法，这种品德更类似于“以服从为天职”的军人品德。进而，他们将斯巴达的这一道德状况与斯巴达社会强化军事训练的教育体制联系在一起，将斯巴达制度中的这些成分的意义人为放大。如“窃食”这一仪式在萨摩斯也存在，(98)却未见讨论，但斯巴达的这一“制度”(实际是一种习俗)就被加以追捧。最后，他们将这种被他们人为扭曲的斯巴达制度，尤其是教育制度，视为雅典复兴的希望之所在。
    总而言之，古典时代斯巴达的教育制度确实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与前一历史时期相比，主要表现为增加了军事训练的内容。但无论从历史实际看，还是从古典作家的论述看，我们并不能得出这一时期的斯巴达教育制度已经蜕变为旨在培养职业军人、专注于军事技能教育的军事教育体制。
    公元前3世纪斯巴达的阿高盖模式公元前4世纪中期，斯巴达历史进入新的时期。这个时期首先是斯巴达公民队伍瓦解迅速，非公民人数激增。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斯巴达国王阿基达玛斯还宣称在重装步兵和人口方面占优势。(99)但到公元前4世纪70年代，斯巴达公民人数骤降为一千人左右(100)。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口短缺导致了斯巴达帝国崩溃。(101)但斯巴达人口短缺并不是绝对人口短缺，而是相对短缺，实际上，在有限的公民队伍之外，存在有大量没有公民权的所谓“下等公民”(hypomeiosi、Monthakes)(102)。
    公元前4世纪，斯巴达不仅公民贫困化，国家也贫困化了。科林斯战争(公元前395-前387年)之后，斯巴达被迫恢复了城邦自治原则，原先建立在对海外属邦剥削基础上的国家财政开始坍塌。公元前370年，斯巴达在底比斯的打击下，国家一分为二，西部的美塞尼亚独立，斯巴达国家财政几近破产。公元前364年，为了获取钱财缓解国难，年届八旬的国王阿吉西劳斯参与了波斯地方总督反叛活动，(103)公元前361年，他甚至亲自率雇佣军前往埃及，以赚取酬劳，最后虽然赚得200塔兰特，却死于回国途中。(104)积困积弱的国家难以给普通公民提供生活支持，充当雇佣军成为破产公民重要的职业选项。
    公元前4世纪，雇佣军已经成为斯巴达国家军队的重要来源。公元前361年、前338年、前315年、前303年，斯巴达国王阿吉西劳斯、阿基达玛斯三世、王子阿克罗塔图斯、王叔克利奥涅姆斯(Cleonymus)先后率军远赴埃及、塔拉斯(位于南意大利)、西西里、塔兰顿(Tarentum)。(105)他们所率军队的主体都是雇佣军。充当雇佣军已经成为贫困的斯巴达公民的主要出路。据狄奥多罗斯记述，当时伯罗奔尼撒聚集了很多人等待雇主，泰纳鲁姆(Taenarum)实际上成为当时希腊世界的雇佣军“超市”。公元前322年，北非昔兰尼的将领提波戎派人前往泰纳鲁姆招募雇佣军，很快就招募到2500名雇佣军(106)。公元前315年，马其顿将领亚里斯特戴姆斯(Aristdemus)到拉科尼亚招募了8000名伯罗奔尼撒人做雇佣军。(107)公元前303年，克利奥涅姆斯前往塔兰顿之前在泰纳鲁姆招募了5000名雇佣军、20000名公民兵(108)。直到公元前255年，迦太基还邀请斯巴达人克桑提波斯(Xanthippus)担任本国军事指挥官，抗击罗马军队。(109)公元前4世纪轻装步兵逐步取代重装步兵。希腊军队以前以重装步兵为主，打仗时行动迟缓。公元前4世纪初，雅典名将伊菲克拉特斯进行改革，使用更长的矛和枪、更轻便的盾牌。(110)公元前391年，伊菲克拉特斯凭借这支军队打败了斯巴达，消灭斯巴达重装步兵约600人。(111)轻装步兵开始取代重装步兵。新的兵种带来了新的战术、新的问题，军队的机动性增强了，方阵阵型的保持更难了，战争中时常需要长途奔袭、战略迂回。这些对士兵的战术素养和身体机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然也对军事训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轻装步兵、雇佣军成为两股重要的力量推动着斯巴达教育向比较严格的军事化教育转型。但是，非常遗憾，由于斯巴达的史料相对短缺，我们对这个转型只能依据现有资料做出比较“合理”的推测。可以想象，这时斯巴达教育的目的不再是培养合格公民，而是培养合格的雇佣军；教育内容方面军事技能的内容势必大大增加。对于普通公民来说，生存第一，他们也不太可能继续热衷于文化学习，古典时代本已弱化的文化教育势必进一步削弱。如果说斯巴达的教育是一种完全着眼于军人培养，那么最大的可能应该从这个时候开始。
    这期间，传统的“国家办教育”的模式可能遭到进一步冲击。不可否认，在某些强势国王，如阿吉西劳斯统治时期，国家办教育可能得以延续。但在大多数时间内，这一模式受到较大的冲击。公元前4世纪，主要是因为国力羸弱，国家有心无力，而到公元前3世纪前半期，国家办教育的“心”可能也没有了。在这一时期，此前形成的较为严谨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都被废弃了。据称，阿柔斯一世(Areus I，公元前309-前265年)统治非常强势，他仿效希腊化时代的其他国家的国王，铸造货币、在和约上签字、接受荣誉雕像、放弃“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112)他的儿子、继承人阿克罗塔图斯二世(Acrotatus II，公元前265-前262年)与他相似。据菲拉库斯(Phylarchus)描述，阿柔斯和阿克罗塔图斯时期，斯巴达违背了传统的简朴生活方式，追逐波斯的奢华生活，公餐团实际上废止了，居室的装修考究了。(113)普鲁塔克在叙述阿吉斯和克里奥墨涅斯改革的背景时，称所有的公民都过着放荡腐败的生活，置公益于不顾，热衷于私利和享受，传统的政体早已被废止。(114)可以想象，一个一心贪图享受、没有远大志向的统治集团不可能再去接受以前那种艰苦的教育，由国家去操办那种统治集团不愿参加的教育也是几乎不可能的。古典时代的斯巴达教育制度在这时期中止了。但是，笔者认为，由雇佣军头领组织的“民间教育”并没有平息，甚至更加“繁荣”。这套特殊的“教育”就是要培训受训者的战斗技能，获取一技之长。可想而知，这一来自民间的草根“模式”必然会大大增加军事训练方面的内容，对后来斯巴达的教育自然会产生重大影响。
    公元前3世纪后期，阿吉斯四世、克里奥墨涅斯三世和纳比斯先后实行改革，(115)正是在这场改革运动中孕育出典型意义上的阿高盖制度。这场改革名义上是恢复斯巴达历史早期的莱库古制度，但在实际上，“恢复旧制”只是一种口号，制度创新才是这场改革运动的本质特征。(116)纵观前后相续的三次改革，它们有着共同的目的，即“恢复霸权”。三位国王采取的核心措施是组建强大的军队，其他的改革措施都围绕这一目的，如土地改革、经济改革、释放黑劳士、大力宣传军人品德、加强军事训练等；前三点表面上看与“强兵”没有直接关联，但其真正目的是增加公民人数，增加兵源。教育改革是这场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服从于“增强军力，恢复霸权”的改革目的。遗憾的是，关于这三次改革的史料较少，教育改革方面的史料同样如此。但可以肯定，这种由强势国王推行的教育改革本身使得斯巴达教育重新成为“国家化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