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9月10日，制宪议会最终否决了两院制方案，确立了单一议会的原则；次日，在否决权问题上，议会通过了一个比较折中的法案，授予国王延缓否决权。
    在左派代表看来，延缓否决权已经是一种妥协，因为它既给了国王某种形式的否决权，又避免了国王重新变得过于强大。(32)但是克莱蒙-托内尔把延缓否决权的通过视为自己的彻底失败。早在否决权的讨论期间，他就表示：“国王的延缓否决权是一种微不足道的特权，因为国王施行否决权的时限太短。”(33)由于它只能保证国王在四年内将他拒绝批准的议会法令延搁执行，国王无法完全否决议会法令，所以在克莱蒙-托内尔的眼中，延缓否决权跟国王没有否决权没有多少差别，两者都将导致王权的严重削弱并将破坏权力的平衡。克莱蒙-托内尔给国王保留相当大的权限的主张显示出，他试图通过一个相当强大的王权来制衡立法权的巨大权力。他对行政权的重视虽然不失其明智，却是与大革命进程相悖的，因为当时强调立法权的革命势力要大得多。关于行政权问题，实际上三级会议各等级的陈情书一致同意由国王掌握行政权，(34)议会代表对这一点也没有异议，但是议会里左、右派对行政权的理解或者说定义却存在差别。大多数左派代表受到卢梭的影响，认为行政权在本质上应从属于立法权。《社会契约论》第三卷第四章里这样写道：“人们所能拥有的最好的宪制，似乎莫过于行政权附属于立法权的宪制了。”(35)卢梭认为权力只有一个，即立法权；政府仅仅是一个介于臣民和君主之间的中间机构。所以，一个从属的机构不可以拥有针对立法的否决权。(36)由于这种反行政权倾向，大革命始终没有建立起强大的行政机构，也未实现行政权与立法权之间的平衡。
    如果说延缓否决权的通过或多或少意味着某种“妥协”，那么制宪议会关于一院还是两院的投票结果则相差悬殊：490票赞同一院制，仅仅89票赞同两院制(另有122票弃权或无效)(AP，1875：608)。克莱蒙-托内尔后来写道：“立法机构的统一与否在国民议会中很少得到讨论，所有的意见都反对两院制主张：人们怀疑捍卫这一主张的那些人是出于利益目的。”(Clermont-Tonnerre，《Analyse raisonnée de la constitution 》：242)右派贵族对两院制非常反感，他们把上议院比作听命于国王的“御前全会”，认为它的设置将导致专制主义。右派贵族对君主立宪、对路易十六的个人命运都漠不关心，他们更倾向于看到现状的土崩瓦解以及随之而来可能产生的一个贵族版本的旧制度。(37)第三等级的代表反对立法权的分割和削弱，其原因如亚历山大·拉梅特所说：“在第三等级代表们看来，建立一个上议院似乎就必须重建特权，这一想法促使他们支持国民代表制的统一。”(38)虽然克莱蒙-托内尔曾经明确表示，上议院与贵族制毫无关联，议员每两年全部改选一次，不世袭也不终身，(AP，1875：574)但是这并不能消除第三等级代表对上议院的怀疑和防范。除了缺乏支持和时人的普遍反对，两院制主张未被采纳，还有传统方面的原因。从克莱蒙-托内尔关于陈情书的总结报告中可以看出，议会是一院、两院甚或三院的问题在陈情书中并没有得到解决。(39)法国此前从未实践过两院制，国王、贵族院和众议院三方之间的微妙平衡在之前的法国历史上从未存在过，(40)因此，两院制的拥护者们无法从历史中寻求其合法性。
    1789年8-9月份堪称克莱蒙-托内尔政治生涯的顶峰。在此期间，他两次当选制宪议会主席(1789.8.17-8.31，9.9-9.28)，后来他也曾经参加议会主席的选举(1790年11月6日)，却以较低的票数败给了夏塞。9月12日上午，王政派重要成员拉利-托朗达尔、贝尔加斯和穆尼埃向议会主席提交辞呈，表示要退出宪法委员会，此时担任议会主席的克莱蒙-托内尔不顾自己的职务，当即予以效仿。王政派占优势的首届宪法委员会随即被改组，取而代之的图雷、塔尔热、特龙谢、德默尼埃、拉博-圣艾蒂安均为一院制的拥护者。尽管遭遇了重挫，在限制和划分权力这一重大问题上，克莱蒙-托内尔提出的方案仍然不失其意义。一方面，大革命期间权力集中到立法权而产生的多个人的专制可谓从反面证明了克莱蒙-托内尔主张的合理之处。另一方面，虽然两院制主张在1789年9月制宪议会的投票中失败了，在1791年宪法中也未能实现，但是不可忽略的一点是，大革命期间单一议会的尝试同样未能成功(此后也没有成功过)，它结束于支持两院制的1795年宪法(共和三年宪法)，其中的元老院，就是参议院的原型。这时的法国，等级重建的威胁已经不复存在，革命期间统一至上的立法权也令人深感其危害，因此两院制方案得到了广泛的赞同。
    三、“自由和忠诚”
    1789年10月初巴黎民众进军凡尔赛，最终国王一家迁往巴黎，从此处于首都人民的监视之下；制宪议会随后也迁往巴黎。十月事件之后，克莱蒙-托内尔坚持留在了制宪议会里。这次事件使议会大多数代表经历了与革命民众的第一次正面交锋，(41)对克莱蒙-托内尔而言，民众在十月事件中所体现出的对大革命进程的重要影响力令他深感震撼：“这一灾难性的时刻影响了此后我的全部生活。我继续履行我的职责，但是它不再是一件乐事。”(42)他并不敌视大革命，因为他参与发动并支持了革命，但是他希望限制大革命的影响和进程：“我没有辞职，因为我希望国家的利益能够把制宪议会带回到它以前所制定、认可并且决心维护的那些原则上，我也决心维护那些原则。”(43)在他看来，要确保那些原则就不能没有国王。“自从10月6号那个灾难性的日子以来，我始终为国王的权利辩护。”(44)1790年10月14日，作为对雅各宾俱乐部成员布里索(45)的批评的回应，克莱蒙-托内尔总结道，鉴于法国的地理、政治和国民特性，君主制是最适合法国的政体形式：“我信奉君主主义，我认为法国人惟有在一位国王的统治下才能保障自由。为了捍卫这个原则，我已经做好了与人论战的准备；为了支持这个原则，我已做好流血的准备……自由和忠诚，是我信赖的箴言。”(46)1790年12月17日，在“君主制宪法之友社”(47)的成立大会上，他说：“听到我今天这么频繁地谈论国王和君主制，我想一些人会感到惊讶，因为1788年的我只谈论自由。”(48)每当制宪议会筹备那些在他看来“与国王的意愿没有关联的法令”时，他在所有相关的讨论中都保持了沉默。(49)克莱蒙-托内尔忠诚于路易十六，但是他并不忠诚和同情旧制度，也不赞同旧制度的全面复辟--这一点是他与已流亡的强硬派贵族的重要区别。旧制度下的大臣专制、中间团体以及贵族特权都是他反对的。虽然他1789年的宪政方案失败了，他仍然接受了大革命的一些新成果，例如《人权宣言》、等级和高等法院的废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