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尽管德谟斯提尼和埃斯基尼斯都将自己关于公民大会演说场景的叙述诉求于民众的集体记忆，但是事实上这种集体记忆却并不完全可靠。无论二人当中谁的叙述更加符合公民大会的真实场景，他们都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歪曲。我们可以说，这种做法与其是对民众集体记忆的诉求，毋宁是对民众集体记忆的建构。如前所述，德谟斯提尼为了突出雅典民众如何受到埃斯基尼斯的欺骗，于是不按腓罗克拉底和约制定过程的先后顺序，而先行叙述第二次使团之后的公民大会演说场景，并且反复使用第二人称复数来叙述当时公民大会参加者的行为，将公元前346年的这次公民大会场景建构为雅典民众的集体记忆。同样，埃斯基尼斯为了强调德谟斯提尼在和平协定制定过程中与腓罗克拉底的合谋，在《论使团》的第12-19节中重点叙述了第一次使团之前雅典公民大会的商议经过，也将当时的公民大会参加者用第二人称复数进行表述。更明显的例子是《论使团》第81-86节关于埃拉菲博里翁月25日公民大会场景的叙述，在此次公民大会上由雅典各盟邦向和平协定宣誓。根据埃斯基尼斯的说法，德谟斯提尼在当天作为公民大会主席拒绝色雷斯国王科索布勒普提斯(Cersobleptes)加入和平协定，因而引发民众不满的哄闹。对于这一说法，埃斯基尼斯本应遵循他自己所提倡的做法，提供当时公民大会允许科索布勒普提斯加入和平协定的法令作为最有力的证据，然而，他却没有这样做。哈里斯认为，当时公民大会的真实情况很可能是民众赞成德谟斯提尼的做法，允许科索布勒普提斯加入和平协定的提议没有得到民众的通过。(34)我们看到，埃斯基尼斯虽然在这段叙述中依旧提醒听众“你们所有人都记得”(pantas humas mnēmoneuein)，但是实际上却很可能是以有别于实际情况的叙述试图建构民众的集体记忆。
    对民众集体记忆的这种建构，在内容上既包括以往公民大会演说的场景，更是针对着民众在当时公民大会中所形成的关于政治事务的认识(doksa)，这主要体现在埃斯基尼斯对公民大会法令的运用上。他一方面声称公民大会法令是民众集体记忆的可靠保障，而另一方面又将公民大会法令作为建构民众集体记忆的工具。这些铭刻于石碑上的法令不但是政治家在公民大会中提议行为的部分记录，而且是民众通过参与公民大会而获得的政治认识(doksa)的反映：公民大会法令的别名是dogma，它在词源上与doksa一致，同样派生于动词dokeō(认识)，词义则是指认识的内容或结果；此外，公民大会法令铭文的开头多为edokhsen tēi bolei kai tōi demoi(议事会与民众共同认为)这样的表述，(35)其中edokhsen也作edoksen，是动词dokeō(认识)的一种过去时态形式。这些都说明，公民大会法令被视为雅典民众政治认知的结果。因此，埃斯基尼斯在再现公民大会演说场景时，有选择地提供公民大会法令作为证据，其目的仍然是建构民众关于以往政治认知过程的集体记忆。针对埃斯基尼斯的这一举证方式，德谟斯提尼在公元前330年的《金冠辞》中有机会提出批评：埃斯基尼斯从时隔久远的公民大会法令中选出一些无人知晓更无人相信的说法，混淆事件的先后顺序，并且用谎言掩盖事实真相(prophaseis anti tōn alēthōn pseudeis)。(36)德谟斯提尼进一步向听众指出，埃斯基尼斯的这种欺骗手段在以前是不奏效的，因为那时“你们依然记得”(eti memnēmenōn humōn)事件经过，所有的演说也都是关于事实真相的(epi tēs alētheias)。(37)在德谟斯提尼看来，埃斯基尼斯对公民大会法令的援引非但不是为了保障民众的集体记忆，相反更是亵渎了民众的集体记忆。
    可见，无论是诉求于民众的集体记忆，还是援引公民大会法令作为民众集体记忆的所谓保障，在政治家的演说中都被作为某种修辞策略来建构民众在政治参与以及认知政治事务方面的集体记忆，用以引导民众反思自身在政治参与过程中所形成的既有认知：哪位政治家在政治演说中曾经呈现过怎样的政治“事实”；其中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假的；民众由此获知的政治“事实”及其相关“认识”中又有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而为此提供重要依据的集体记忆，由于是建立在民众平等参与政治活动的民主政治原则基础之上，故而在雅典人的观念中体现着民众的权威。因此，民众一旦接受了政治家所建构的某种特定集体记忆，他们便会不仅以此来判断政治家所呈现的政治事务是否真实，也会在这种集体记忆中重新考量自身的政治认知与政治决定，并且在此前提下，接受新的“事实”。
    三、模式化的“事实”呈现
    接下来需要考察的是，德谟斯提尼针对腓罗克拉底和约向民众传达了怎样的“事实”。为此，我们首先有必要关注他的《第二篇反腓力辞》(PhilippicⅡ)，这是一篇公民大会演说辞，时间上应该属于公元前344年，稍早于《使团辞》，也是德谟斯提尼演说辞中最早涉及腓罗克拉底和约的一篇。这篇演说辞明确指出所要反驳的观点：有人对腓力二世的权力表示信任，认为腓力二世的军事准备并非针对雅典，不会给雅典带来危险。对此，德谟斯提尼强调自己的观点是与之“对立”的(tanantia)，并且指出应该将腓力二世视为敌人，进而列举腓力二世在制订腓罗克拉底和约之后所攫取的利益：控制温泉关和摧毁弗基斯。(38)总之，腓力二世的一切行动都是针对雅典的。(39)这些说法体现了德谟斯提尼所要表达的两种对立关系，其一是马其顿的腓力二世与雅典及其盟邦之间的敌对，其二则是德谟斯提尼本人与其他亲马其顿政治家之间的对立，而腓罗克拉底和约则成为集中反映这两种对立关系的典型例证：腓力二世利用该和约欺骗雅典人，危害其利益，并摧毁其盟邦；亲马其顿的政治家又推波助澜，促成和约的订立，作为腓力二世的帮凶，共同损害雅典。关于前一种对立，德谟斯提尼给予的极力宣扬几乎贯穿于其所有涉及马其顿的演说辞之中，分别从道德、价值观、政体和意识形态多种角度表述了腓力二世与雅典之间的对立。而德谟斯提尼与亲马其顿政治家之间的对立，则是从腓罗克拉底和约之后才逐步得到强化，《第二篇反腓力辞》反映了这一趋势的开端。
    对此，这篇演说辞最值得注意的内容明确提出政治家的受贿行为(dōrodokia)。德谟斯提尼在演说的结尾部分严厉批评参与制订腓罗克拉底和约的其他政治家们，指责他们使雅典人放弃了弗基斯和温泉关，并使腓力二世掌控了通往阿提卡与伯罗奔尼撒的道路。他将这些政治家的行为解释为他们在出使马其顿期间收受了腓力二世的贿赂。(40)这里，德谟斯提尼并未直指这些政治家的名字，但是我们不难看出他重点针对的是腓罗克拉底。(41)不久之后，腓罗克拉底逃亡，公元前343年，德谟斯提尼将矛头转向埃斯基尼斯，借助公共诉讼的机会，在《使团辞》中把后者塑造为受贿政治家的典型，给雅典民众当作一个“范例”(paradeigma)。(42)《使团辞》第102-120节集中证明埃斯基尼斯被腓力二世收买。(43)其中，德谟斯提尼将埃斯基尼斯与腓力二世联系起来，指出，由于“出卖自己和收取贿银”，埃斯基尼斯在腓力二世面前是“高尚而正义的”，而在雅典民众面前则是一个“背信弃义的使节和公民”，(44)是唯一一个赞成腓力二世加入“近邻城邦同盟议事会”的雅典人。(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