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回顾不仅出现在本文分析的诉讼演说当中，也同样运用于公民大会演说。例如，德谟斯提尼在其公民大会演说辞《第三篇奥林图斯辞》(Olynthiac Ⅲ)中就曾要求听众回忆(hupomnēsai)三四年前的一次公民大会场景，当时发布了关于腓力二世的哪些消息，“你们”是如何通过法令，结果又是因为什么消息而错失了抵抗腓力二世的机会的。(65)在《第二篇反腓力辞》中，德谟斯提尼要求传唤参与制定腓罗克拉底和约的其他使节，并且向听众指出，“你们记得”(mnēmoneuete)这些人曾经在公民大会中向民众提供的腓力二世的欺骗性许诺，同时，德谟斯提尼还声明自己重提此事的目的是告诉听众事实真相(talēthē)，让雅典人今后不再遭受腓力二世的侵害。(66)在另一篇公民大会演说辞《论和平》中，德谟斯提尼也曾向听众强调，“你们记得”(mnēmoneuete)，在雅典民众为虚假的希望所欺骗而放弃弗基斯时，他本人并未参与欺骗，甚至不曾保持沉默，而是“预先向你们提出警告”。(67)他在这里指出，记得(mnēmoneusantas)他之前的公民大会演说是为了让听众更好地评判他现在的演说。(68)这显然意味着，成功地说服并不是通过某一次演说而单独实现的，相反，正是在一个不断回顾和再现之前的演说内容与演说场景的持续过程中，政治家才能逐步呈现政治事务、阐述政策和说服民众。经由这一动态过程，德谟斯提尼成为一位成功的说服者，雅典民众最终认可了他的反马其顿政策。德谟斯提尼在《金冠辞》中自信地指出，雅典与忒拜的反马其顿同盟在喀罗尼亚战役中失败之后，他本人虽然作为主战派政治领袖经历了多次公共诉讼的审判，但是均判无罪，这足以证明其政治行为的正确以及民众对其政策的赞成。(69)
    民众对反马其顿政策的广泛认可，必然是建立在他们全面接受德谟斯提尼所呈现的政治“事实”的认知基础之上的。这种“事实”呈现的完整形式由于受到腓罗克拉底和约的影响而得以形成。在和约之前的演说中，德谟斯提尼主要强调了腓力二世与雅典以及其他希腊城邦之间的敌对关系，到和约之后，则进一步增加了“受贿”主题，着重指出腓力二世通过贿赂来实现自己的侵略目的，希腊各城邦中的许多政治家为其收买，欺骗民众，助长了腓力的势力和野心。这样便构成了“受贿者”与忠诚于雅典和希腊的政治家之间的对立关系，在此两极模式中，德谟斯提尼将埃斯基尼斯等政敌在腓罗克拉底和约中的表现塑造为“受贿者”的典型，把雅典和其他希腊城邦的失败以及腓力的强大归咎于这些“受贿者”。
    然而，最初在公元前343年针对腓罗克拉底和约的诉讼中，这种模式的“事实”呈现似乎并没有为民众所接受。我们看到的《使团辞》如果的确是当时德谟斯提尼控告埃斯基尼斯时的起诉演说，那么从诉讼结果来看，它实际是一篇失败的演说辞。不过有必要指出，某次个别诉讼的审判结果是由多种复杂的现实因素共同造成的，单纯演说本身对其并不具有决定作用，但是在对民众政治认知产生长期影响的方面，演说的作用却可以逐渐显现出来。在十余年后的诉讼演说《金冠辞》(公元前330年)中，德谟斯提尼依然以同样地模式呈现政治事务，并将自己、政敌埃斯基尼斯和雅典民众分别安排在他所建构的“事实”模式的相应位置上。他重申对埃斯基尼斯的攻击，称后者被腓力二世“收买”(misthoutai)，诱导“近邻城邦同盟”发动对安菲萨(Amphissa)的战争。(70)德谟斯提尼还指出，当雅典人在听从他本人的建议援助忒拜并取得成功之后，举行庆祝活动，而埃斯基尼斯却独自在家，闷闷不乐。(71)在这些表述中，埃斯基尼斯依然被塑造为损害希腊的“受贿者”形象，并被排除于雅典民众共同的责任、成功与荣誉之外，而德谟斯提尼则与民众一起成为希腊的扞卫者。到《金冠辞》接近结尾的地方，德谟斯提尼再次谴责了其他希腊城邦中的“受贿者”，将腓力二世的强大与希腊人所受奴役归咎于他们，并且将雅典民众表现为这些人的对立面：“我们在警告，在号召，在阐释最好的建议”(prolegontōn hēmōn kai parakalountōn kai didaskontōn ta beltista)。(72)尤尼斯认为，这里的“我们”(hēmōn)是指德谟斯提尼和雅典民众。(73)可见，德谟斯提尼试图以此表明，自己与民众共同承担了对全体希腊人的责任，而政敌埃斯基尼斯则属于“受贿者”之列，给希腊人带来灾难。
    不仅如此，在公元前330年的这次公共诉讼中，作为起诉方的埃斯基尼斯似乎也深受德谟斯提尼所建构的“事实”模式的影响。哈里斯惊讶地发现，在起诉演说《诉科忒西丰》中，埃斯基尼斯关于腓罗克拉底和约责任问题的表述竟然与德谟斯提尼《使团辞》(公元前343年)中的模式相同，都试图表明自己在制订和约期间并未损害雅典盟邦，而是承担了雅典对希腊人所负的责任，维护了其他城邦的利益。(74)这与前文所述德谟斯提尼将弗基斯因和约而致灭亡的事实归咎于埃斯基尼斯如出一辙。可以想见，当雅典民众普遍运用德谟斯提尼所建构的模式来认识和判断政治事务的时候，作为德谟斯提尼政敌的埃斯基尼斯也只得服从于这一“事实”模式。
    另一方面，德谟斯提尼在建构这种“事实”模式的同时，还特别对民众的认知能力予以关注，将他自己对政治事务的呈现与民众“明智”的认知联系起来，而将政敌对政治事务的呈现与民众的“愚蠢”乃至认知能力的完全丧失联系起来。这样，德谟斯提尼所建构的“事实”模式本身也就为民众提供了一种衡量标准，用于对政治家所呈现的政治事务加以评判，并作出选择。根据这一标准，民众会作出如下判断：德谟斯提尼的政敌是“受贿者”，是“为腓力进行演说的人”，愚蠢的人会相信他们的话；相反，德谟斯提尼忠于雅典的道德准则、政体和意识形态，是“为民众进行演说的人”和“为了最好的建议进行演说的人”，明智的人会相信他的话。此外，对政治家的这种评判又是在反复回顾之前公民大会演说的动态认知过程中不断进行的，在此期间，通过对民众集体记忆的诉求和建构，德谟斯提尼所呈现的政治“事实”很可能成为民众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众便会以特定的模式去记忆某次政治事件的意义与得失，以及不同政治家在其中的各自立场。在此意义上，虽然《金冠辞》为德谟斯提尼赢得了那场诉讼，但是其成功却并不只在于这一篇单独的演说，它实际上更是德谟斯提尼历次公民大会演说与诉讼演说的结果，是他所建构的“事实”模式的最终成功。在公元前330年的法庭现场，雅典民众很可能正是运用这种模式对德谟斯提尼的政治生涯作出了评判，而《金冠辞》则无非是唤起了民众相应的集体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