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布洛赫做选择时，他选择的往往是“心理原因”。“历史事实，本质上，就是心理事实。”(50)这里“心理学”，我认为布洛赫指两种情况：一是那个麦奈克形容的“生理”性因素：“一个生命从胎盘到成熟的全面生长似乎结果超越了始因，而具有自身的结构、目的及合理性。”(51)另外是指人的因素不断增加。布洛赫把社会视为一个“概念的组合”，而含有原因。(52)不是经济阶层，而是关于阶层的社会概念使社会是其所是。人怎么理解自己，他就是怎么回事。(53)“说到底，社会层次若不是一个集体意识系统又能是什么呢？”(54)Solidus(古罗马的钱币)在罗马帝国崩溃后一直被沿用下来(但布洛赫在展示地中海文明的经济延续时就没像丕翰那样继续使用)，这证明了“经济心理”的强大--“对一个大国确认的货币的依恋，即使那些不属于或不再属于那个国家的人也这样。”(55)机构、法律、改革，这些都不是为存在而存在的，它们是应具体社会需求而产生的。教皇格利高里颁布的一系列改革令，亦是对非神职人员不断“增长的自我意识”的回应。(56)这立刻把思想放到了物质主义之上，同时人的命运则越来越群体化，人的自由越来越受到局限。
    纳粹主义的产生强化了这个对集体力量无限的信仰。“每一个群体里都有某种超越组成这个群体之上的东西。”(57)而“奇怪的失败”就是一个众多知识分子的失败。法国的普通民众被他们自身铐住了：“他们生活在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心理条件中……他们只能按法国所具有的，整个社会现实所允许的来做自己。”(58)那么，如何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呢？人可以向社会质疑，就像布洛赫在他的《奇怪的失败》里对法国提出的那样，但问题仍然存在：一个群体是否能自我改变？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对于这个问题布洛赫无法作出坚定的回答。他不得不把所有希望寄托于一个人的思想和行动上，寄托在用“沧海一粟”的行动来改善整个民族的思想和行为上。(59)
    反法西斯战士
    历史对许多人来说，最大的魅力在于让人逃避现时--不仅躲避在往昔之中，而且还躲入孤僻而冷漠的“客观”之中，历史学家在那里对当下作奉献。粗略看去，马克·布洛赫也可给人这种印象。一个学者门第出身的学者，在高师上学，在莱比锡和柏林大学完成研究生学业。1920年代他开始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在那里他与吕西安·费弗尔合作编辑出版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社会经济历史年鉴》)，那是上世纪30年代最着名的历史杂志之一。1934年他达到了职业生涯的高峰：成为法国索邦大学经济史讲座教授。一个“中世纪”专家--还有什么比这个职业更清静的？然而……
    他佩戴着军功十字章，作为荣誉军团的一名骑兵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1939年他虽已是六个孩子的父亲，却志愿上前线，后随军从敦刻尔克战役撤退；
    1942年他参加法国抵抗运动。
    “学者与英雄在哪点上交集？”
    布洛赫认为历史学家的首要职责是“对生活体现兴趣”，这样他才能通过当下去理解过去。(60)反过来说，人通过历史知识来理解现实，所以理解当下的能力是“历史学家的重要职能”。(61)简而言之，只有一种人在时间中的科学，而它“要求我们把对死和生的研究结合起来”。(62)对布洛赫来说，这不仅是一种理论，因为他感到自己身处一个特殊的时间流程里，处于一个民族的以往和现今之中。当一个学生满怀丰富的想象来请教他关于博士论文时，他则静静地用这样的提问把这个学生从云朵里带到法国的土地上，他问：你的家乡在哪里？在Languedoc(朗格多克地区)吗？那好。回到那里去，去田野里行走，写你所知道的，感受的东西。(63)当然，大多数法国历史写作都是关于法国的，而且往往意在弄清现时与以往某个时段之间的争论。比如米什莱(Michelet)，丹纳(Taine)，蒂埃里(Thierry)等等，这名单还可以继续列下去。人们亦可在巴亥(Barrè)和莫哈斯(Maurras)的文字中发现对法国神秘感的奇异表述，而更通常的是带点老生常谈的叙述。1876年莫诺德写道：“通过揭示历史传统，我们能给予我们的国家她所需要的团结和道德力量。”(64)布洛赫是这个传统的产物，但不仅仅如此。与戴高乐相似，他是那个环境中的一个神话。他在《奇怪的失败》中写下的文字：“这个古老而又神圣的法国土地……”也可从他人的叙述中找到。(65)然而，究竟是什么使得布洛赫不同于他的同行们？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出生于一个阿尔萨斯地区的(Alsatian)犹太人家庭。在他参加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时候，他写过一份私人遗嘱，让人在他的坟墓前宣读。(66)其中他不仅骄傲地宣布自己是法国出生的犹太人，而且是犹太出生的法国教人(Jewish birth and French religion)。无疑，阿尔萨斯地区原籍使他像其他当地人那样，极其爱国。但同时对比他文字中的犹太面和他的法国面，我觉得他对法国的奉献不仅是他对métèque(67)侮辱的一种回应，而且是爱国主义取代了他那丢失了的宗教。
    其次，这篇文章在强调布洛赫德-法出生背景对他思想影响的同时，并没有忽略他论述中的一些历史因素。用巴拉克罗夫(Geoffrey Barraclough)的定义来形容：布洛赫力图用关于“发展和个性的诸概念”来取代“人性和理性稳定”的信念。(68)与德国新唯心主义者相似，他以独特的Geist(时代精神)来统一具体的数据，但从未抽象到精神王国的程度。我们发现，尤其在1940年的震惊之后(69)，布洛赫越来越多地使用法国人民的“精神”这一提法。其中部分原因可归结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布洛赫与许多20世纪的历史学者一样，他发现自己处于曼海姆形容的那种困境之中：人在“取得了对生存最高程度的理性驾驭之后，若不再具有理想，便成为仅有冲动的生物”。(70)布洛赫或许拒绝了这种anomie(失范)，而转向了以赛亚·伯林关于人类“集体性”的观点，即只有当我们属于一个大于我们自身的存在时，我们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71)不过，我们必须记住，布洛赫不仅在曼海姆任教过的大学待过十多年，而且他还在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度过他研究生时代的最后两年。我不无嘲讽地认为(虽然我对此持有疑点)，很可能是德国历史主义的直接影响强化了布洛赫对法国文明不朽价值的信念。
    信念不见得产生行动。人们可在他最感人的着作《奇怪的失败》中发现促使他行动的因素。他在其中写道：他，以及其他许多他的同事们，都知道凡尔赛和鲁尔是能够阻挡德国进攻的，但由于他们害怕与暴徒对峙，而选择“把自己锁进充满恐惧的研习的宁静之中”。(72)对此，布洛赫承载着他那代人的内疚，于是对他教育的一代他恳求：“愿年轻人饶恕我们手上沾满的鲜血。”(73)他在1940年用希伯来语写道：“没有某种牺牲，就不可能得到拯救。”两年之后，他以身作则地履行了这个观点，他给一个学生写道：“作为一个大家庭之长，我告诉你，在我们中间没有大批人牺牲，法国就无法得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