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大学教授山田朗先生曾经从1999年起连续5年对自己所在大学的学生的历史认识进行调查。他发现在接受了中学与高中的历史教育后的一般的大学生中，71％认为“九一八事变”是对中国的侵略，而78％认为“卢沟桥事变”开始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51）2006年，日本《读卖新闻》的调查也证实：认为日本对中国战争是侵略战争的比率为68.1％（52）。应当说，这是一个比较积极的结果。但如果考虑到上述“空洞化”与“抽象化”的问题，上述数字反映真实历史认识的程度还是有限的。对上述统计数据进行综合的分析也可以看出：对中日战争持“侵略战争”认识的比例是逐年降低的，同时还存在许多模糊甚至相反的认识。特别是继续对这些调查数据进行更深入的分析还会发现：在回答“日本对中国进行了侵略”的人中间，真正了解战争的历史，具有明确的反省意识的比例，在初中学生中占13.9％，在高中生中占17％，在大学生中也只有28.3％，可见比例还是相当低。（53）这一情况是关于战争历史的了解越来越淡化的反映，也对解决中日两国民众层面的历史认识的相互理解提出了新的挑战。
    关于这一情况，东京大学教授高桥哲哉先生不无忧虑地说：“我作为战后出生的日本人之一，一直把解决日本的战后责任问题，看作是一个大好时机。这是因为如能做到认真对待受害者的追究，把在半个世纪前就应该承担的责任承担起来的话，就可以重新恢复日本在侵略战争中失去的邻邦的信赖关系。才能以此为出发点，使日本同永久的邻邦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人们成为睦邻，在东亚和平共处。正是这些想法一直驱使着我要在战争责任、战后责任问题上尽自己的微薄之力。然而，遗憾的是纵观日本社会这十年来的动向，情况并没有按照我的愿望发展。”（54）所以他向日本的年轻一代大声疾呼，应正视日本人的战争责任与战后责任。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当人们了解了战后日本和平运动的种种努力后，还是应当思索如何在感情层面与日本民众对话的问题。其实，日本民众关于战争被害与加害重层性的认识毕竟表明了民主主义与和平运动的发展与成熟，对于促进与中国民众的相互理解也是积极努力的，这一情况为我们思考解决民众感情层面的历史问题提供了条件。解决融入感情因素的民众层面的历史认识的差异，与在政治判断层面坚持原则的斗争方式不同，主要的方式应是促进民众间的相互理解。
    三、必然性与偶然性--学术层面的思维逻辑与研究方法
    与政治判断层面和民众感情层面的中日历史问题相关联但又独立存在的是学术层面的问题，在对前述两个层面的问题进行相对的剥离后，学术层面的问题便比较清晰地显露出来。在学术层面，中日历史问题主要表现在思维逻辑、研究方法等方面。
    第一，学术研究领域中关于两国间发生战争原因的思维逻辑。
    中国的多数学者倾向于从东亚近代国际关系演变的视野中分析观察中日战争的宏观原因。1889年首相山县有朋在第一次帝国议会上即提出日本的“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概念，（55）而在1893年提出“军备意见书”后，就确立了向外扩张的政策基石。1927年，在日本政府讨论对华政策的“东方会议”上，以“满蒙”为日本国防和经济上的生命线的思想则更加明确起来。主导这次会议的外务次官森恪总结说：“……满洲的主权属于支那，但是，它不仅为支那所有，日本也拥有参与的权利。因为满洲是国防的最前线，所以日本要进行保卫”。（56）因为日本早已将“满蒙地区”划在其利益线之内，所以关东军及军部分别拟订了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计划：如1930年到1931年，关东军参谋部就“占领满蒙地区的文件”进行研究；1931年4月陆军参谋本部提出《昭和六年度情势判断》；同年6月11日，在陆相南次郎的同意下，陆军省、参谋本部秘密组成以建川美次为首的“五课长会”，研讨上述情势判断的对策，并制订《解决满蒙问题的方策大纲》等。而“九一八事变”后，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日本不仅在中国东北建立了傀儡政权，而且为了“保卫”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自然”地越过长城一线，实施“华北分离”措施，导致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爆发，进而将战火燃烧到中国大部分地区，直到1945年战败。于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上述日本向中国和亚洲扩张的过程被归纳为“东北-华北-中国-世界”的步骤。
    与上述中国学者的论述相比，日本方面多数学者的研究重在叙述关东军参谋、司令部、陆军中央、日本政府与内阁在事变发生前后的活动。如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与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的周密计划和构想；日本政府对军队的行动开始不同意，“甚至连陆军指导层的激进分子也没有同意占领满洲的方案”，但最终又不得不无奈地承认当地军队的行动；政府并不积极支持“在满洲建立独立国家”的石原等人的设想，却尝试“以直接交涉来解决事变”，但是和平努力因受到日本国内强硬派的阻挠而毫无成效。而关于卢沟桥事变，日本的一些学者（57）以大量的资料分析卢沟桥事变前后中日两国军队的驻地情况与两国政府问的动向，证明卢沟桥事变的突发性，即进行所谓“第一枪”的研究，从而将事变归结为“偶然”的失误，进而证明日中战争的发生是偶然的；即使在事变发生后，陆军内部也存在“不扩大派”和“扩大派”的对立，开始采取“不扩大”方针的近卫文麿内阁最终还是同意陆军省要求派遣3个师团的提议，所以“政府和舆论都有责任”，包括一边倒的媒体的论调等，都是助长日军趋向于侵略华北的综合因素。
    从上述双方对两起事件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日本方面的研究确实对两次事件中日本方面的决策过程有相当详尽的描写，使人们了解了其中的曲折性与复杂性。对于历史研究来说，这样的工作是必要的。从对这些事件进行具体的研究，的确可以看出其发生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也不能不指出：只有将这些表面看来似乎孤立、偶然的事件联系起来，才能够解释中日战争之所以不断扩大的内在逻辑性，才能对问题的性质有所把握，从而总结出有益的经验与教训。（58）如果不把明治维新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及发动的扩张战争放在一定历史背景下加以分析，如果不研究各个行动间的前因后果的逻辑关系，无视事件的必然性与必然的因果关系，而是强调各行动之间的非连续性、偶发性、外因性，甚至美化歌颂其中的一部分行动，确实是一种很危险的“无构造的历史观”。（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