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月，日本外务省根据时任首相兼外相吉田茂的指令，组织了一个以中青年外交官为中心的班子，就战争期间的日本外交问题进行调研。吉田首相在向时任外务省政务局政务课长斋藤镇男指示调研方针时指出，调研的目的主要在于弄清日本外交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不断受挫的原因，“以供后世之参考”。①调研的时间范围，设定为“九一八”事变爆发的1931年9月至太平洋战争结束的1945年8月。调研主要围绕以下领域展开：（1）对华外交，主要围绕“九一八”事变和卢沟桥事变前后的对华谈判及战时对华和平外交工作；（2）对南洋外交，主要围绕对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的外交工作；（3）对德意外交，主要围绕战前和战时对德意的外交工作；（4）对美英外交，主要围绕对美英关系问题的交涉和“开战外交、战时工作、终战外交”；（5）对苏外交，主要围绕签订中立条约和终止战争的交涉。数月后，日本外务省参与该调研项目的人员先后拟定了《过去外务省的一般性过失》、《“日本外交的失误”报告》、《日本外交的失误》、《关于“日本外交的失误”的诸先辈的谈话及外务省职员的批评》等书面报告（以下皆略称“报告”）。在这些被列为绝密级外交文件的报告中，作者以政府当局的立场，在系统考察战时外交过程的基础上，总结了战时外交存在的问题及教训。
    2003年，报告被解密处理并成为可公开阅览的外交档案资料。迄今为止，日本学者基于外交史的视角，对报告进行过诸如事实确认和战时外交再评价等方面的研究。②可是，对在对日媾和前夕由外务省诸多资深外交官及青年才俊参加的机密调研的真正目的，以及整个反省报告对日本政府在媾和问题上的内政外交政策制定究竟有何作用等问题，先行研究却似乎并未触及。一般认为，战后日本对外政策的基础，是由《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等文件构成的旧金山体制。因此，本文基于这个视角，首先考察战时外交反省的历史背景，然后在概括反省报告的主要内容和意识特征的基础上，探讨报告和日本媾和政策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 启动战时外交反省的背景
    要弄清日本外交当局在1951年初即对日媾和前夕特意进行战时外交反省的原因，有必要先对当时与日本面临的重大外交局面即媾和问题有关的背景做一番考察。
    （一）盟国对日媾和存在的问题
    1946年11月3日，日本正式公布新宪法，标志着占领当局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的成果在法制化方面已取得决定性进展。在此背景下，1947年3月，占领军最高负责人麦克阿瑟未与白宫商量，就在会见新闻记者时突然提出要尽早结束占领状态和解决对日媾和问题，并指出，盟国方面对日占领的第一阶段任务即非军事化已经完成，第二阶段的政治改革目标也已接近尾声，而第三阶段的使命在于恢复经济，为此日本需要重启国际贸易，但前提条件就是必须缔结和平条约，在法理上结束日本和他国之间的战争状态。而且，按照麦克阿瑟的构想，对日媾和一旦完成，占领军即从日本撤离，之后日本安全将交由联合国来保障和管理。③而此时，美国国务院也专门组成班子，拟定了对日媾和条约的草案。但即便如此，由于各方原因，盟国的对日媾和工作并未如麦克阿瑟期待的那样，被迅即提上议事日程。
    1.美苏两国在协议过程产生了意见分歧
    1947年2月，美国与在二战中加入德国方面作战的意大利、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芬兰五国分别签订了和平条约。乘此机会，美国于同年7月向其他远东委员会成员国的代表发函倡议召开对日媾和的预备会议，并提议：（1）由决定对日占领政策的远东委员会成员国代表共同参加对日和平条约案的起草；（2）在和平条约案起草过程中，将采取三分之二的多数议决制，而不再采用基于美中苏英四大国的一票否决制。美国的提议虽得到其他各国代表的赞同，但苏联方面则始终坚持应由美中苏英四国外长理事会负责起草对日和平条约案，以及拒绝放弃四大国的一票否决权的立场。随后，美苏之间虽多次进行协议，但都没有取得共识，遂使由美国筹划召开对日媾和预备会议一事就此搁浅。④
    2.美国统治层内也出现了反对尽早对日媾和的意见
    持反对意见的代表是当时掌控国务院政策计划研究室的外交官凯南。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创设于1947年5月，因其所致力的工作主要是为美国外交的基本方针进行研究立案，所以也被称做美国冷战外交的参谋部。凯南反对早期对日媾和的目的，并非为了严惩日本，而主要是忧虑对日媾和后因美苏的尖锐对立，苏联会乘势和日本国内的共产主义势力联手，把日本置于苏联影响之下，给西方国家招致不利。因抱有这种高度重视日本战略地位和对苏异常警惕的时局观，凯南在有关媾和以后日本的安全保障对策上，坚决支持联合参谋本部提出的由美国领有冲绳的主张。⑤另一方面，向来在对日媾和问题上持消极态度的美国国防部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在此时开始研讨为弥补美军兵力不足而对日本进行限定性重新武装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