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关于明末清初中国天主教的研究，随着研究范式的转换，内容也发生了新的变化。①在范式转换之前，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中国，都是以教会人士的研究为中心。其中有人使用藏于欧洲各地的传教士书简和藏于台湾的数量颇丰的天主教中文史料，对在华传教士的事迹进行研究，但其研究仍是从天主教教会的视角来阐述中国天主教的发展史，即“中国教会史”。②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在“文革”后渐次展开，天主教被看做是欧洲帝国主义统治殖民地的手段，传教士被看做是“帝国主义的先锋”，即侵略者。在研究范式转换以后，开始出现教会人士以外的研究者，超越中国教会史框架的研究也随之而生。如“中西思想文化交流史”以天主教传教士将欧洲思想文化输入中国并将中国思想文化输入欧洲，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为研究对象；“区域社会史”以近年来基督教向中国下层社会浸透过程及其社会影响为研究对象等等，成为当前研究的中心。③在此过程中，学者们把基督教与欧洲帝国主义严格加以区分，同时也抛弃了传教士是“帝国主义的先锋”这一基本观点。本文以在华传教士是侵略者观念的形成为题，通过考察耶稣会传教士与葡萄牙人（佛郎机）的关系，揭示在华传教士是侵略者观念的形成过程及原因，进而论证在华传教士是侵略者观念的形成时期是在明朝末年。
    一、佛郎机
    在地理大发现时代，葡萄牙、西班牙两国通过向教会提供资金援助，获得教会圣职人事安排的传教保护权。由于耶稣会接受了葡萄牙王国的援助，其海外传教是与葡萄牙王国武力征服海外诸地同时进行的，④征服印度与天主教在印度的传教就是典型的事例。
    然而，传教士在华传教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一方面澳门作为传教据点在地理上和经济上都有不稳定性，另一方面传教士并未得到葡萄牙王国的军事支持。⑤耶稣会视察员范礼安(1538-1606)把“适应政策”作为传教方针。⑥所谓适应政策，即要尊重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与中国人对话。传教士要学习中文，教义要翻译成中文，在禁止祖先崇拜和孔子崇拜问题上，对中国的天主教信徒采取宽容的态度。这与在印度以武力为后盾的传教方针正好相反。⑦在华的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1543-1607)与利玛窦(1552-1610)就是以“适应政策”为方针进行传教的。他们首要的使命是成功进入中国，在澳门葡萄牙商人的帮助下，罗明坚结识了两广总督陈瑞，在“同葡萄牙商人一同前往时，按照当地的习惯，在陈瑞面前，他们每次都要下跪，但（陈瑞）总是让神父站起来，免除其叩拜之礼”。⑧通过陈瑞，传教士获取了在肇庆居住的许可，从而完成了进入中国的使命。⑨也就是说，传教士进入中国与葡萄牙商人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当时中国人称葡萄牙人为“佛郎机”，认为他们是侵略马六甲和印度的殖民主义强盗。⑩“佛郎机”是“Falanchi”的音译，源于法兰克族(Franks)的称呼。5世纪该族在法兰西北部到德意志西部地区建立了法兰克王国。(11)后来，曾与法兰克王国发生过武力冲突的回教徒用“佛郎机”来称呼欧洲的天主教徒。(12)当中国人看到航抵广州的葡萄牙人时，也称其为“佛郎机”。1571年西班牙王国占领了吕宋岛，将吕宋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由于西班牙人也是欧洲天主教徒，于是中国人亦称其为“佛郎机”。(13)这样，“佛郎机”成为当时中国人对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的共同称谓。
    需要注意的是，“佛郎机”这个词并非用来单指人种，而且被赋予了侵略者的色彩。虽然两广总督陈瑞出于对葡萄牙商人的怀柔，也向传教士表达了善意，但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对于与“佛郎机”（葡萄牙人）一起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是心存疑惧的。
    二、“侵略者疑惑”与适应政策
    入居肇庆之后，罗明坚与利玛窦开始以“适应政策”为方针，在葡萄牙商人影响所及的范围内，以士大夫阶层为中心进行传教。在传教之初，不仅罗明坚与利玛窦带来的自鸣钟等舶来品使中国士大夫有新鲜感，而且传教士拥有的欧洲先进的科学知识对士大夫们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如利玛窦制作的“山海舆地全图”，显示了高超的科学水准，令士大夫们佩服不已。在传教方面，“山海舆地全图”取得了另一更大的成效。利玛窦曾说：“拜图所赐，表明我国与这个王国相隔甚远，其间是广阔的大海，这消除了早期他们认为我们是为侵略其国而来的疑虑。这个疑虑是神父们改变这个国家人民信仰的最大障碍之一。”(14)利玛窦在与士大夫的交谈中被问及出生国时，他常用极其夸张的距离来表达两国距离相当遥远。例如，在南京利玛窦与李贽(1527-1602)交谈时，称两国相距“十万余里”。(15)这种被夸大的距离感，具有消除中国人认为传教士可能是侵略者的疑惑的效果。
    中国人对传教士是侵略者的疑惑，本文称之为“侵略者疑惑”。利玛窦把它视为传教活动的最大障碍，并把消除它当作使命。这样，如何处理与葡萄牙商人的关系就成为了问题。如前所示，葡萄牙人（佛郎机）被中国人以疑惧的目光视为侵略者。为此，利玛窦等人竭力隐瞒其与澳门葡萄牙商人的关系，尽量避免再与其接触。(16)这种转变很快取得了实际的效果，后来在利玛窦等人将传教据点从肇庆移至韶州时，由于“未有言及澳门和葡萄牙人，这些新来者（被当地人认为）是从肇庆来的读书人”。(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