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侵略者疑惑”与徐光启
    众所周知，徐光启与李之藻、杨廷筠，并称为是明末天主教三柱石。徐光启是天主教在华传教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的人物。(32)他大力支持利玛窦等传教士的传教，对传教士们所从事的以《几何原本》为代表的欧洲科学知识的翻译事业给予了高度评价，然而，如果重新审视，会发现徐光启并非总是对传教事业起着正面作用，在传教士是侵略者观念的形成中，他曾起过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负面作用。
    南京教案发生后，为了给传教士辩护，在沈上《参远夷疏》的2个月后，徐光启上《辩学章疏》，关于传教士的传教资金，徐光启辩解说：“诸陪臣所以动见猜疑者，止为盘费一节。或疑烧炼金银，或疑外商接济，皆非也。诸陪臣既已出家，不营生产，自然取给于捐施。凡今衣食，皆西国捐施之人，展转托寄，间遇风波盗贼，多不获至。诸陪臣亦甚苦之。……为今之计，除光禄寺恩赐钱粮照旧给发外，其余明令诸陪臣量受捐助，以给衣食，足用之外义不肯受者，听从其便。广海洋商，谕以用度既足，不得寄送西来金银。仍行关津严查阻回，如此音耗断绝，尽释猜疑矣。”(33)徐光启认为“洋商”并非直接向传教士提供资金援助，而是作为中介转送西方国家虔诚信徒的捐款，如果明王朝能够提供传教资金，就没有必要再由“洋商”转送捐款，传教士与洋商的联系便可断绝，中国人的疑虑也可消解。显然，徐光启竭力想使传教士摆脱与洋商的联系。(34)
    如果听任对传教士资金来源的调查继续下去，洋商是澳夷，即佛郎机的事实定会为人所知。因此，徐光启为了防患于未然，试图切断传教士与洋商的联系。应该说，徐光启对消除中国人的疑虑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竭力为传教士辩护。但是，徐光启的建议并未被采纳。当万历帝下达驱逐传教士的诏书后，北京的庞迪我、熊三拔，南京的王丰肃、谢务禄均被驱逐到澳门；剩下的传教士，有的为信教士人孙元化所藏匿，有的自己隐藏于中国各地。至此，耶稣会在华的传教被迫中断了。
    1621年天启帝即位后，徐光启再度奏请召回被驱逐到澳门的传教士。自萨尔浒之战失败后，明王朝苦无对付后金的良策。于是徐光启提出强兵政策，包括用枪炮装备军队，练兵和修筑城墙等。同时，他还建议购买澳门性能优良的欧式大炮，招聘澳门的炮手担任教练，聘请传教士担任军事顾问，并请他们到北京来就职。(35)让传教士以军事顾问的身份回到北京，实际上意味着请求恢复传教活动。(36)
    最初，传教士们强烈反对担任明王朝的军事顾问。(37)之前传教士们竭力掩盖与澳门的关系，故难以接受作为军事顾问与澳门的炮手一起参与明朝的军事活动。对此，李之藻劝导传教士们：“神父们，不必担心。不要拿武器作借口。对裁缝来说，针是必需之物，但裁缝穿针引线，做好衣服后便把针拔掉了。因此，神父一旦奉皇帝之命参加战争，武器便变成了笔。”(38)也就是说，即使是担任了军事顾问，传教士的知识和技术，还是为了恢复传教。最终，传教士们被说服了。
    关于传教士们接受劝告的理由，笔者未见有这方面的史料。但从耶稣会传教的本质上不难推测出来。耶稣会的创始人罗耀拉(1491-1556)在《灵操》中告诫传教士们说，手段应服从于目的。⑧也就是说，向中国传播神的福音是目的，参与军事活动只是手段，为了实现目的，无论采取何种手段，在耶稣会中都是正当的。1621年，被说服的传教士们和4名炮手携带4门大炮从澳门来到了北京。传教士们回到北京后，重新开始传教，潜身各地的传教士们也恢复了传教活动。
    徐光启的强兵政策在传教士问题上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虽然通过让传教士担任军事顾问的方法，恢复了其在华的传教事业，但却完全背离了此前努力消除中国人的疑虑的方针。在南京教案中，徐光启曾忠实地执行过这一方针，为传教士进行辩护。但是，现在却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徐光启之所以改变态度，可能是他认为如果顽固地坚持消除中国人的疑虑的旧方针，就不可能恢复在华的传教事业。不如乘皇帝更替之际，让传教士出任军事顾问，担当防御后金的重任，这样可以改变明政府对传教士的恶劣印象，从而恢复在华的传教事业。但是，徐光启没有想到，欧式大炮和军事技术，这些曾经令中国人疑惧的葡萄牙人的军事力量，一旦在对付后金的进攻中发挥威力，在赢得正面评价的同时，也将带来负面的影响，这将愈发使中国人相信传教士与葡萄牙人是同伙。
    五、侵略者观念的形成
    此后，徐光启继续推行让传教士担任军事顾问的强兵政策。1630年，时任礼部左侍郎的徐光启，又将传教士陆若汉与澳门的葡萄牙士兵招聘至北京防御后金的进攻。与此同时，耶稣会也积极支持传教士担任军事顾问，并趁机扩大势力。(40)这样，传教士的军事顾问形象完全定型了。
    对传教士来说，强兵政策的正面效应日益增强，其负面影响也逐渐明显。礼科给事中卢兆龙在针对徐光启招聘陆若汉的奏疏中说：“臣生长香山，知澳夷最恶。其性悍，其心叵测。其初来贸易，不过泊船于浪白外洋耳。厥后渐入澳地，初犹搭篷厂栖止耳。渐而造房屋，渐而筑青洲山，又渐而造铳台造坚城。……且澳夷专习天主教，其说幽渺，最易惑世诬民。今在长安大肆讲演，京师之人信奉邪教十家而九。浸淫滋蔓，则白莲之乱可鉴。……万历年间，番人庞迪我、王丰肃等煽惑京师，为礼部疏参驱逐。礼臣徐光启夙擅谈兵，臣嘉其志素负清望。臣重其人，而今忽取夷人入京。岂子仪借回纥之兵，但与夷人说天主也。以古况今，无乃不可。”(41)卢兆龙从“澳夷”即澳门的葡萄牙人谈起，剖析了葡萄牙人、天主教、传教士对中国的危害，并举唐代郭子仪借回纥兵之例，给徐光启敲警钟。